摘  要  元代江南妇女参与私盐活动，与灶户制度、盐业生产特点、沿海鱼盐市场以及生计压力等因素密切相关。至顺三年（1332年），元朝针对妇女贩私盐问题调整相关法律，这是两浙盐务困境下的积极应对。此次调整由两浙盐运使王克敬推动，既体现了江南盐区治理经验对元代盐政的影响，也反映出江南在元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元代；妇女；私盐治理；江南社会

盐课为元朝财赋所倚，江南盐课额重，两浙又为江南之最。元朝通过集中生产的方式将灶户固着于盐场，并借助强制配给与缉私制度维系食盐专卖，但私盐始终未被有效遏制。现有研究多聚焦盐业制度与赋税，对私盐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对贩私人群未作区分，忽视了不同行业与性别的差异；其二，对元代盐政多持批评态度，对其中的积极调整与实践关注不足。以元代江南私盐治理中的妇女贩私问题为切入点，考察妇女参与私盐活动的制度与经济基础、贩私运作情况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应对，以期为元代私盐研究提供补充。

一、元代妇女参与私盐活动的制度与经济基础

（一）灶户妇女的劳动空间与制度约束

宋元时期，江南海盐产区的盐业生产者被称为亭户或灶户。宋代已对此类人群进行集中管控，入元以后，元朝在继承宋制的基础上，将专事海盐生产的人户正式确立为灶户，由相应盐区的盐运司管辖。灶户被编入诸色户计，与民、军、站、匠等户并列。灶户户籍一经划定便世代承袭，不得任意改易，其人户被严格固着于指定盐场。在灶籍制度的基础上，元朝于江南盐区全面推行“团煎法”，即整合零散灶座，统一配置大型铁盘集中煎造海盐。进而，为防范私盐煎贩、强化滨海盐场的全域管控，又配套修建了多层建筑工事：一是在盐场周遭筑叠围墙，墙外开挖壕沟形成环绕；[1]二是在盐场四周墙垣修筑垛口，形制近似城池的防御设施。[2]由此，元朝通过灶籍与团场的双重管控体系，试图将灶户及其生产活动限制在盐场之内，从源头防控私煎活动与私盐外流。

传统社会观念普遍强调男女内外有别，妇女的活动范围受到一定约束。比如，要求妇人“无故不窥中门”，外出时应“以袖遮其面”。[3]普通农民和劳动者家庭中的妇女常需参与生产劳动，其活动空间较士人家庭的妇女更为宽松。尽管如此，妇女的日常活动仍主要限于家庭生产，跨区域流动并不常见。因此，妇女能够参与私盐贩卖，往来于盐场和市场之间，实际上已超出了家庭劳动的范围。对于承担盐课生产的灶户而言，家庭成员的生活与劳动大多围绕盐场展开。《熬波图》记载的多幅生产场景表明，妇女广泛参与拾草、敲泥、制卤和煎盐等工作，是盐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不过，通海、运柴、护岸等需要经常往来于盐场内外的事务，则主要由男性承担。由此看来，灶户妇女虽然深度参与盐业生产，但其活动范围大体仍局限于盐场及周边区域，与外界的联系相对有限。盐场与外部社会之间也存在较为明确的界限。煎盐场所是“禁地”，不仅设有关锁，还派遣官军巡守。[4]同时，在水运方面也具有较强的管制。大德四年（1300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规定，只有运柴卤、运盐以及巡盐等经官方验印的船只，方可在盐场附近水域通行，其他船只不得在江口、海口及港汊停泊。[5]可知官府对盐场内外管控之严，灶户妇女想要参与私盐活动，需要突破多重限制，非个人所能为。

（二）鱼盐市场中的妇女流通活动

鱼货与食盐既是沿海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资，也构成基层市场中较为常见的交易商品。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6]渔盐并利本是当地经济的固有特征。尤其在浙东滨海及海岛地区，土地稀缺且贫瘠，百姓“止靠捕鱼为活”。[7]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在海滨渔所“置局卖盐鱼盐”，[8]试图加强对鱼盐市场的控制，但实际成效有限。据方志记载，“淹浥鱼鲞，船户亦有不为渔者，非官司驱迫鲜有乐请买”，[9]可见官盐在沿海市场的推行并不顺利。同时，鱼货与私盐之间也存在密切关联。《朱子语类》记载朱熹曾以贩私为譬喻：“此正如贩盐者，但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别人捉下了耳。”[10]这一比喻可见鱼货掩盖私盐的现象已经存在。鱼可充饥，盐可调味防腐，二者共同构成了沿海地区基本的生活资料。与此同时，鱼盐买卖也广泛见于基层市场，“处处鱼盐开草市”等诗句便描绘了这种繁荣局面。[11]

宋元之际，文人舒岳祥作有《十妇词》一诗，其中既有“前垄摘茶妇”“田头车水妇”，也有“江上提鱼妇，朝朝入市廛”“卖菜深村妇”等记载。[12]“提鱼妇”每日往返于江上与市镇之间，“卖菜妇”则深入街市进行交易，这表明部分妇女的劳动范围已不限于家庭内部，而与乡村贸易、日常运输及市镇交换存在密切联系。一些妇女长期参与鱼货加工与市场交换，本就频繁接触鱼盐产品，对地方市场也较为熟悉，这在客观上为其参与私盐流通提供了便利。进一步而言，江南妇女参与私盐活动，也与基层市场中活跃的中介群体有关。在民间市井，所谓“三姑六婆”中的牙婆本就以买卖居间为常业，其活动范围覆盖城乡社会。与此类似，私盐交易中也存在盐牙这一中介角色。盐牙常年往来于盐场、商人与市场之间，构成了地方商品交易的中介网络。这一中介网络的存在，使妇女得以跨越盐场与市场之间的制度障碍，进入私盐流通环节。

二、元代妇女私盐活动的形成与组织运作

（一）妇女参与私盐活动的生计压力

元末江南地区妇女参与私盐活动，与当时的赋税压力有一定关系。《至顺镇江志》记载“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13]元代文人朱德润谈及当时社会情形时也提及酒课、盐课等较元初增加甚多，并且“作贩夫入海者有之”。[14]一些家庭为维持生计，需要寻找额外收入。妇女参与私盐活动，也应考虑到生计压力的因素。繁重的盐课压力，直接推动灶户全家参与盐业生产。以两浙为例，自至元十五年（1278年）至元统元年（1333年），两浙岁办盐额由十五万九千余引增至四十八万引。[15]在课额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灶户需要承担的生产任务随之加重。元代盐业生产需先给灶户工本，但是其中不乏官吏“克削灶户工本”，以致“官盐不足原额，私煎不能禁，公私俱扰”。[16]灶户不仅在户籍上受到严格管控，在生产管理中也实行家庭连带责任制。《至正条格》中记载：“若有怠慢亏煎，验其多寡，一体坐罪”，[17]正是将盐课压力分摊到一户中每个成员的制度体现。而江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盐业生产。元代士人柳贯曾描述盐区：“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扎瘥之继起，亭民疲于刮煮，逋课未偿，新额日积。”[18]许多灶户家庭的盐业生产已经难以维持稳定，寻求额外收入也成为他们的现实选择。

在盐课负担日益加重、工本不足、灾害频发的背景下，灶户数量明显减少。据后至元五年（1339年）两浙运司上奏，“各场原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19]灶户数量的锐减，意味着相当数量人口脱离了原有盐业生产，其去向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亦值得注意。加之元末战乱频繁，不少家庭失去男性劳动力，妇女也要承担更多生计责任。食盐具有需求稳定、便于买卖等特点，更容易成为谋生选择。元代《卖盐妇》一诗中，卖盐妇因战乱丧夫失子，只得投身贩盐以维持生计。[20]战争不仅摧毁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也改变了传统鱼盐产地的原有面貌。昔日商旅辐辏的泰州、扬州等地，本是鱼盐汇聚之所，元末却沦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元人陈基所叹“昔为鱼盐聚，今为用武国”，[21]可见战乱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元人袁桷曾记载浙东地区“饥馑荐罹，逋负益广”，百姓“黧色骨立，见于耄稚”。[22]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少家庭显然难以维持原有生计。同时，“公盐贵而污，私盐贱而洁”，[23]私盐往往比官盐价格更低、品质更好，自然在民间拥有更广泛的市场。

（二）私盐活动的群体化与地方社会网络

在元代盐业活动中，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种模式在南宋已初见端倪。当官盐销售不畅，州县常将盐层层分派，由属官、牙侩等人转售于民间。不少经手者借机牟利，以至于“若吏、若牙侩、若包卖之家，醉饱鲜肥、乘肥衣轻者，大抵皆盐也”。[24]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领取官盐时并非单独经营，而是“有一人领揽而父子兄弟十数其名者”，[25]借助亲属名义共同参与其中。这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经营方式，也为后来私盐活动中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提供了基础。江南地区地势低洼、山林密布，便于贩私团体隐匿。官府往往会在一些闸口附近招募土军巡逻，以防范“盐运私发诸堰”。[26]此外，私盐网络的形成，也离不开地方社会的默许甚至庇护。妇女参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一社会环境有关。

宋元时期，贩私盐者常被称作“盐盗”“盐贼”“盐寇”。在官府看来，这类群体既从事私盐贸易，又可能参与其他违法活动，因此成为重点防范对象。北宋时期，私盐团体已出现结党现象，苏轼上奏指出：“自来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27]王质也曾目睹江西贩运私盐者“盗贩私盐，多辄千余，少亦百数，负者一夫，而卫者两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28]可见其团体参与、分工明确的特征。私盐团体在活动中常伴有胁迫与暴力行为。元人朱德润记载“老弱冻饿，而强壮者入海为盗者有之，一夫唱首，众皆胁从”，甚至“群起劫掠官粮，杀伤军民。”[29]面对此类威胁，元朝对私盐的打击极为严厉。中统二年（1261年）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财产半数没官，并带镣居役；[30]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进一步规定，对暴力拒捕者处以死刑。[31]至正二年（1342年），又明确规定了没收财产、额刺、流放等处置，针对两浙等东南盐区的多次贩私者，则流放奴儿干。[32]但妇人犯私盐例得免徒，刑罚相对较轻。这一规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妇女参与私盐活动所面临的刑罚风险，也可能使妇女更容易被纳入私盐流通网络。

三、妇女贩私的治理与元末盐政调整

（一）妇女贩私立法与“罪坐男夫”原则

至顺三年十月（1332年），元宁宗登基，朝廷颁行配套政令，正式规定妇人犯私盐罪，并“著为令”。[33]结合《至正条格》留存的相关断例条文，可进一步厘清本次立法出台的制度考量与量刑逻辑：至顺三年十月，刑部与户部议得：“两浙盐运吏（使）王克敬言：‘各处解到盐徒，多有妇人女子，押解在路，男女无别，败俗伤风，事干治体。’参详：‘妇人有贩私盐，如夫老疾，其子幼弱，或无夫无子，就养他人，而买卖私盐者，罪坐本妇，止从元发官司发落。如无夫而有子成人，或无子而有夫壮健，纵令犯法，罪坐男夫。’”都省准拟。[34]从王克敬的奏议来看，当时妇女涉私盐案件已较为常见，以至于各地押解至上级官府的盐犯中“多有妇人女子”。法条根据涉案妇女是否有丈夫、成年子嗣等情况，分别确定处罚对象，这表明妇女涉入私盐案件已成为盐务司法中需要专门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区别处理并非始于至顺三年。元代法律对于妇女犯罪原本就存在特殊规定。《元史·刑法志》记载，惯犯强盗、窃盗一般需施行刺字，但“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35]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行宣政院又规定僧尼罪犯不能混杂同禁，监收也需要“男女异处”，不得与一般犯人杂禁。[36]至于私盐案件，延祐六年（1319年）已经规定，妇女犯私盐罪者“单衣受刑，例合免徒”。[37]可见，至顺三年的立法是对既有法律原则的进一步明确与调整。这一立法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仍被援引适用。《日闻录》记载，至正七年（1347年），两浙运司官员李堂卿处理海宁州一妇人私盐案时，曾提到“国朝通例，妇人犯盐，罪坐夫男”。[38]该案中，涉案妇人上有翁父在世，若依通例追究，则无适当对象；若直接论罪于妇人，又与既有做法不符。李堂卿认为“舍翁论妇，于理未然；舍妇论翁，于法未当”，[39]最终将妇人与其翁父一并释放。此案距至顺三年已过去十几年，仍以“罪坐夫男”为处理依据，说明该法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执行。“罪坐男夫”并非完全免除妇女责任，而是在处理家庭共同涉案时，将主要责任归于家长。这一做法与元代法律中的两项原则密切相关：一是“止坐尊长”，二是“区分首从”。徐元瑞在《吏学指南》中指出，“家人共犯，谓一家之人，数人之家，非违其罪止坐尊长也”；同时又强调：“若侵损于人，以凡人首从论。”[40]前者明确了家族内部犯罪时优先追究尊长的责任，后者则在涉及人身侵害时仍按首从区分。至顺三年法令中颁布的“罪坐男夫”规定，正体现了“止坐尊长”与“区分首从”相结合的量刑逻辑。

（二）私盐泛滥与元末盐政的调整

针对王克敬奏议，结合史料可进一步推断其背景。《元史》记载，王克敬任两浙盐运司使期间，温州曾将一名贩私盐妇女押解至其所在之处，王克敬遂提出“自今毋得逮妇人”，并建议著为令。[41]王克敬次年即擢湖南道廉访使并调海道都漕运万户，而该年正值天历之变，因此奏议时间可推定在泰定四年（1327年）前后。《至正条格》记载“所据各处茶盐运司，既无所设司狱，凡有捉获盐徒，依例委请佐贰正官提控点视”，[42]并且“榷货申解结课，即运司亲获盐徒，听自断决”。[43]可见，运司不仅负责缉捕私盐，在一定情形下还兼具审验、裁决之权，但因缺乏专门司狱，盐徒收押仍需借助地方官员，增加了案件办理的压力。王克敬所言男女混押问题，正反映出盐徒案件增多后盐务机构在收押、解送等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这种压力亦与泰定年间浙东盐务机构的运行状况有关。据袁桷《两浙转运盐使分司记》记载，泰定元年（1324年）冬，两浙盐运分司遭到损毁；[44]《至正四明续志》亦载“分司泰定元年因民居延毁”。[45]同年，温州路乐清县盐场又发生水灾，两浙、江东各郡水旱相继。[46]浙东盐司受损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可能致使部分盐务转由别处办理，盐徒解送距离随之增大。这与王克敬所反映的长途押解问题，恰好相互印证。

元朝中后期，面对不断扩大的私盐问题，许多地方官员意识到仅依靠严刑峻法已无法遏制私盐。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郭郁授中宪大夫、同知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事。他反对此前“互相牵引，无完家”的株连做法，主张“犯者止坐其身，不使刑及无辜”，[47]并建议减免盐额五万引以减轻灶户负担，后又平反盐徒冤案十七起。元朝中央也多次调整盐课、屡施抚恤，以纾解盐区困境。天历二年（1329年）十月，先免各处灶户杂役，以减轻其额外负担；[48]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又赈浙西盐丁五千余户，以济其生计之困。[49]从地方官员的调整到中央政策的回应，也反映出元朝在面对盐政危机时，做出了一些较为积极的应对。

综合前文分析，江南地区的私盐问题由宋入元，始终未曾断绝。究其原因，私盐的滋生与灶户生计、地方社会网络乃至盐法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绝非单纯的严刑峻法所能根除。元朝私盐治理的局限虽不容忽视，其制度实践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以妇女贩私盐的量刑定罪为例，相关法律并未随元亡而废止，在明清时期仍得以延续。清代盐法规定，“凡妇人有犯私盐，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虽有夫而远出，或有子幼弱，并罪坐本妇”，[50]其处理原则与元代一脉相承。元代两浙盐运使所推动的妇女贩私盐罪立法，正是两浙乃至江南治理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的缩影。由此亦可见，江南在元代治理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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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元代盐政与江南社会治理研究”（编号XJ2026G0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