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江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持续生命力的区域文化形态之一。可以从空间嬗变、精神特质与时代意义三方面，阐释其空间载体的历史动态地域演化以及成为当代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其空间边界历经“江南道”“八府一州”至长三角的流动重构；精神内核以“诗性文化”为核心，源自良渚审美基因，经魏晋精神自觉与明清生活美学沉淀，形成功利与诗意交融的气质。当代江南文化既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深层认同纽带，又以人文经济模式推动产业与文旅融合，成为一种开放、具有审美和现实生命力的文化范式。

关键词  江南文化；空间嬗变；诗性文化；人文经济；文化认同

在长三角一体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江南文化何以绵延千年而持续焕发生机？其生命力源于空间边界的流动性与精神内核的辩证性，在自然地理与人文认同的互动中重构空间，在诗性与功利、审美与实用的张力中淬炼品格，最终将传统资源创造性转化为当代价值。

一、空间嬗变：从地理单元到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演进

江南文化的空间载体始终处于流动与建构之中，它是依托山川水系界定的自然地理区域，更承载着随历史变迁而累叠的经济联系、行政区划与文化认同。行政的区划未必与文化的分野重合，地理的江北可能归属于文化的江南，而核心地带与边缘区域的地位亦非一成不变。因此，江南文化的版图实质上是一幅叠加了自然基底、政权疆理、商贸网络与文化心理的多重地图。

（一）从“大江南”到“长三角”：空间边界的流动与重构

江南文化的空间载体随着历代行政区划的调整、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文化认同的变迁，经历了显著的动态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从汉唐时期广义的“大江南”，到明清时期以环太湖为核心的高度整合的“小江南”，再到近现代以来以上海为龙头、走向一体化发展的“长三角”江南。[1-3]这一漫长的空间演变过程，不仅是地理范围与行政区划的变动，更深刻地塑造了江南文化的内在性格。每一次空间边界的拓展与收缩，都伴随着经济重心、人口结构、文化风尚的调整，使得江南文化在开放与内聚的辩证运动中形成了既包容又精致的独特气质。

1.汉代至唐代：“江南道”与广义江南。“江南”作为地理概念源远流长，汉代乐府诗中已有“江南可采莲”的吟咏。然而，将其确立为一个高层行政区划，则始于唐代。唐初设立的“江南道”，范围极为辽阔，其东至大海，西抵四川盆地，南达五岭，北以长江为界，涵盖了今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全境，以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湖北与重庆的江南地区，乃至贵州东北一隅，共辖五十一州。唐诗“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所描绘的，正是此等宏大的地理空间意象。此时的“江南”是一个囊括长江中下游以南广阔区域的行政与地理单元，可称之为“大江南”。后因行政管理需要，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江南道析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辖十九州，范围收缩至苏南、上海、浙江及安徽徽州等地，已初步接近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

2.六朝至明清：“江东”与“八府一州”。在唐代之前的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江南”常与“江东”概念叠合。由于长江在九江至芜湖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故其下游南岸地区又称“江东”。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六朝政权，奠定了南京作为江南政治中心的长期地位，其核心区域“江东六郡”构成了江南的基本骨架。至明清两代，江南的范围进一步明确化和核心化，形成了经典的“八府一州”格局，即苏州府、松江府（今上海核心区）、常州府、镇江府、应天府（江宁，今南京）、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一区域以太湖水系为纽带，构成了一个经济富庶、文化同质、联系紧密的核心区，即所谓“环太湖经济区”。此时的江南已从一个广袤的地理行政概念，凝聚为一个高度发达、自成一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实体，可称之为“小江南”或古典江南。

3.近现代至今：长三角一体化与江南文化再定义。近代以来，江南文化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重塑。其标志性事件是1843年上海开埠及随后的迅速崛起。尤其是1860年太平天国战争导致苏州等地大量财富和人口涌入上海租界，加速了江南文化中心从苏州向上海的转移。上海凭借其面向海洋的区位优势，整合国内外资源，引领江南文化实现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转型，开启了近现代江南文化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江南文化的概念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层面得到了新的、更宏大的界定。自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规划范围涵盖了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境，形成了“三省一市”的新格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江南文化品牌，共筑文化发展高地。这继承了明清“八府一州”的历史文化核心，又突破了其地理局限，将安徽等历史上文化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重新纳入，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上重构了江南文化的经济地理版图，使其成为一个与国家现代化战略深度绑定的、开放协同的当代文化共同体。

（二）边界之辨：行政地理与人文认同的张力

对江南空间认知的争议，集中体现于行政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张力。以扬州为例，其地理位于江北，却因依托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漕运中心地位，成为唐代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盐商所引领的精致生活风尚、园林戏曲与文人雅集，均与苏杭声气相通，共同塑造了“人生只合扬州老”的江南意象，这说明界定江南不能固守长江以南的教条，而应更关注其经济网络的整合度与文化生活方式的同质性。自然地理设定了初始条件与核心区域，而运河、商贸与文教等人类活动，则定义了其影响力的弹性边界。这种辩证关系使江南成为一个以环太湖为核心、边界模糊却具有强大文化向心力的开放区域。

（三）功能分异：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动态分离

江南文化区域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动态分离。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八府一州”地区，凭借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发达的市镇网络，确立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地位，并展现出惊人的经济韧性，虽屡遭战火，却能在短期内迅速复兴。在空间功能上，南京自六朝起长期作为江南乃至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具有宏阔的都城气质，而经济中心则长期与之分离。明清时期，苏州凭借大运河枢纽地位和发达的手工业，崛起为全国经济中心，时称“天下四聚”之一。近代以来，上海开埠后又取代苏州成为新的经济枢纽与现代化引擎，这种政治权威与经济活力的“双轮驱动”，催生了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使江南文化在功能互补中保持了持续更新的动力。

二、精神内核：“诗性文化”的生成与辩证呈现

江南的“诗性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由文明的基因种子、精神的自觉觉醒与生活的日常实践共同培育而成。它萌芽于上古先民对美的最初感悟，淬炼于中古时代“人”与“文”的自觉解放，最终成熟并广泛渗透于近世社会的饮食起居、器用玩好与人情交往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哲学。

（一）文明基因：良渚玉器的审美启蒙与精神原型

江南诗性气质的源头，可追溯至距今约5300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良渚玉器以精美绝伦闻名，玉琮、玉璧、玉钺等器物既承载了礼制与权力象征，更集中体现了先民的审美创造力。与纯粹实用器具不同，良渚玉器追求形式、质感与纹饰之美：造型讲求对称、均衡与圆润，神人兽面纹线条繁而不乱、结构严谨，玉料则追求温润纯净。这种对工艺极致化的执着，超越了实用与巫术目的，流露出对美本身的价值肯定，与后世江南细腻、含蓄、雅致的审美趣味存在深刻的精神同构。良渚审美基因的独特性，在与中原青铜文明的对比中尤为凸显。商代青铜器常饰以饕餮纹、夔龙纹，风格威严狰狞，核心在于彰显等级秩序与宗教神力，审美服务于令人敬畏的权威感。良渚玉器虽亦具神权与王权象征，艺术风格却更为内敛、和谐与典雅，较少压迫感与恐怖感，更侧重以精美工艺营造庄重而神圣的秩序感。二者揭示了不同的精神侧重，即中原青铜文化强调集体权威与力量，美学偏向崇高威严；良渚玉文化则在礼制中保留了对材质之美与形式和谐的本初热爱，更早流露出对优美与和谐的亲近。这一发生于文明源头的分岔，为江南文化区别于中原实用理性传统、孕育独特诗性审美精神埋下了深远伏笔。良渚文化约4000年前走向衰落，但其玉器承载的审美基因在江南地域蛰伏传承，在后世历史中被重新激发与光大。

（二）自觉时代：魏晋风度与诗性人格的审美确立

良渚埋下的审美基因，在历经漫长蛰伏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决定性的精神觉醒。中原板荡，衣冠南渡，玄学思想与江南本土风物相结合，催生了史称“魏晋风度”的深刻文化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为“江南诗性文化”注入了成熟的精神内核，使其从原始审美本能升华为自觉的文化品格。“人的自觉”，意指个体从两汉经学教条与宗法伦理中解脱，开始高度关注自身存在的意义、情感的价值与个性的独特性。生命不再仅是道德践行或政治附庸的工具，其本身的过程、体验与风度成为被珍视的对象。江南文化由此完成了从早期尚武气质向好文崇雅气质的根本转变。人们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4]尊重情感的天然流露，欣赏超脱功利的人格之美。与“人的自觉”相伴而生的是“文的自觉”。文学不再仅是“经国之大业”的附庸，[5]其独立的美学价值得到空前肯定，文章可为抒写性灵、描绘山水、记录生命感悟而作。这一自觉使江南文学率先摆脱汉代大赋铺陈扬厉的范式，转向清新隽永的山水诗、婉转深情的乐府民歌及“言意之辩”的玄言诗。文学形式的精致化与内容的情感化、个性化齐头并进，奠定了后世江南文艺重意境、重韵味的基调。

（三）生活美学：明清雅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转向

当江南诗性精神步入明清成熟的市民社会，它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落地与转化。诗性不再是士人阶层的清谈，而是系统性渗透于日常生活，成为可实践、可感知的生活美学。这一理论总结鲜明体现于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其核心哲学在于“用”与“美”、“功”与“情”的精妙平衡。李渔反对将物质生存与精神享受截然对立，既批判脱离实际的空谈，也鄙夷仅有实用而无趣味的麻木生活。其哲学是对传统儒家“先治而后文”序列的一种创造性修正。[6]他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不仅在于道德伦理，更在于拥有并应当滋养审美这一独特机能。因此，美的追求并非饱暖之后的奢侈，而是构成完整人性、提升生命质量的内在必需。他强调“凡人一生，必有钟情之处”，[7]这种“情”可寄托于任何日常事物。其哲学本质是倡导一种审美化生存，在完成功利性活动的同时，主动创造和享受非功利的情趣与美感，使二者交融互渗，让日常生活本身成为艺术品。这一哲学深刻概括了明清江南将审美融入日常的普遍实践，在饮食上，追求本味与至味，如对蟹推崇清蒸以存其真；在居住上，从园林至民居皆讲究实用与意趣的融合，白墙黛瓦、曲径通幽是其美学体现；在工艺上，核雕、织锦等体现工匠精神与艺术气质的合一，使实用器物臻于艺术境界；在情感表达上，则崇尚含蓄婉转、借物抒情的“中和”之美。这种全方位的审美实践，构成了“江南诗性文化”深厚的日常生活基础。

（四）内在平衡：诗性与功利的辩证共生

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并非一种超脱世俗的纯粹审美主义，而是始终与功利实践保持着复杂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既体现为个体生命在“仕”与“隐”、“儒”与“道”之间的摇摆，也体现为区域文化在“雅”与“俗”、“文”与“商”之间的交融。以明清江南文人而言，他们往往既是风雅的鉴赏家，又是精明的经营者，文徵明、唐寅等吴门画派的书画创作与市场交易密不可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既记录科学观察，又抒写闲适情趣；徽商与晋商虽同为商帮，但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取向，正是江南诗性向商业伦理渗透的典型例证。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实则构成了江南文化独特的平衡机制，它既避免了纯粹功利的工具理性对精神的侵蚀，也防止了超然物外的审美主义对现实的逃避。诗性为功利活动注入意义与品位，功利则为诗性追求提供物质基础与社会空间。如此辩证共生使得江南文化能够将审美理想转化为生活实践，将精神追求落实于日用常行，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现实生产力，这正是后世“人文经济”得以发生的精神根基。

三、时代意义：人文经济与区域认同的双重建构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江南文化已悄然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现代转型。它不再仅仅是地域历史的研究对象或怀旧情感的载体，而是作为一种活态的传统，深度介入并塑造着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精神生活构建。这一转型与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其一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推进，为区域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再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框架与实践舞台。其二是全球范围内对发展过程中人文维度的重新发现与迫切需求，使得江南文化中平衡物质与精神、融合功利与审美的古老智慧，焕发出新的启示意义。

（一）从工匠精神到人文经济：江南文化的产业转化

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其从深厚传统向现代产业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并非简单将古物符号化或商品化，而是基于对文化内核的深刻理解，将历史积淀的审美基因、工艺哲学与生活方式，转化为驱动当代创意经济与品质消费的核心资源。其转化逻辑，根植于两个层面：一是对以工匠精神为核心技艺传统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二是将这种精神拓展至更广泛的现代生活领域，形成具有高辨识度与附加值的文化品牌集群。以《核舟记》为例，这篇明末散文描绘了匠人王叔远在径寸桃核上雕出“苏子泛舟赤壁”的完整场景，人物神态毕现，器物精微可数。一枚小小的核舟，堪称江南工艺精神的浓缩象征，它以最寻常乃至废弃的材料为载体，通过极致的巧思与技艺，创造出远超凡俗实用功能的艺术珍品，实现材料价值、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蕴的倍增。这种匠心独运与格物致精的传统，正是“苏作”或“苏工”美学的灵魂。它不依赖贵重原料的堆砌，而重在以人的智慧与专注，将技艺推向化境，使器物本身成为承载故事、情感与哲学的文化符号。历史上，从良渚玉器到明清子冈玉牌、苏式家具，这一脉络清晰可辨。在当代，“苏作”传统并未褪色，而是构成了苏州乃至江南地区发展高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产业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与品质承诺。以苏州为例，当代的“苏作”传统已从手工艺作坊走向高端创意产业。成立于2001年的苏州刺绣研究所，将传统刺绣技艺与当代艺术设计相结合，其作品不仅进入国内外艺术殿堂，更带动了周边数千绣娘的就业与增收。更具代表性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创意产业园的崛起，众多设计企业以江南美学为灵感，开发出具有东方韵味的现代产品，从家居用品到服装配饰，从数字内容到建筑设计，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江南创意产业链。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符号移植，而是将工匠精神中格物致精的态度、生活美学中日用即道的理念，融入现代设计思维与商业模式，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增值。而江南文化的当代产业转化，正是一条以工匠精神为魂、以生活美学为体的路径。它通过对“苏作”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将文化积淀转化为“苏工”“苏食”“苏服”等具体产业的品牌内核与竞争力源泉，从而印证了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必然是与时代需求相结合、能够催生新经济价值的创新性发展。它为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与文旅融合，提供了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却面向未来市场的人文经济学鲜活样本。

（二）文化纽带：江南认同与区域共同体建构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从蓝图迈向现实的进程中，一种共识逐渐清晰，即真正深刻的一体化，远不止于基础设施的对接或经济政策的协同，它呼唤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作为其社会心理基础。在此背景下，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江南文化，其当代角色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它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份需要保护的历史遗产，而是作为一种活态的、可共享的文化资本与情感联结，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江南文化之所以能承担起精神纽带的功能，源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质。这套文化体系并非一个封闭、排他的符号系统，而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互动中形成的、具有高度内部认同感和外部辨识度的文化意义网络。无论其具体地理边界在学术讨论中存在多少争议，“江南”所代表的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例如对精致、和谐、雅致生活的追求，对教育与文化的崇尚以及在商业实践中融合务实与创新的精神，早已成为生活于此区域的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与身份底色。当一体化进程试图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共享的文化底色便提供了超越地方行政归属的、深层次的身份认同资源。它如同一套通用的文化语言，让来自不同省市的人们能够迅速理解彼此的行为逻辑与审美偏好，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交往与文化融合的心理成本。这一精神层面的认同，并非悬浮于空中的概念，它正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微的文化协同与文旅融合实践，转化为推动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动力。在文旅融合领域，江南文化已成为产品创新与线路设计的核心主题引擎。单纯的景点叠加已无法满足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对江南意象进行整体性的叙事提炼与场景化再造。旅游线路的设计开始打破市界、省界，围绕“江南诗路”“运河风情”“古镇群落”等主题，将分散的自然资源与文化景点串联成有机的体验旅程，共同塑造着“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吸引游客进行跨区域的深度漫游，从而实现客流、资金流与文化流的区域循环。由此可见，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扮演的角色是多维且深入的，它既是凝聚共识的社会黏合剂，也是激发创新的产业催化剂，最终推动区域发展从物理层面的连接走向经济社会层面的融合，从而实现文化心理层面的契合。

（三）诗性栖居：江南智慧与现代性困境的对话

江南文化的意义，早已不局限于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当下，其核心精神蕴藏着可为更广泛人类生活提供参照的价值指向。向内，融合功利追求与审美超越的诗性生活理念，为缓解现代性的精神紧张提供了一种古老而新颖的哲学方案；向外，所代表的精致、和谐、包容且善于创造性转化的文明样态，为树立文化自信与推进文明互鉴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现代社会在带来空前物质繁荣的同时，也伴随着工具理性膨胀、生活节奏异化以及精神世界的物化与扁平化。人容易被简化为生产者与消费者，非功利的审美活动则日益被边缘化。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江南文化所孕育的诗性生活理念凸显出其疗愈与滋养功能。它并非提倡逃避现实的隐逸遁世，而是倡导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实用与审美、劳作与栖居的平衡与统一。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将这一哲学阐述得最为透彻，他反对将“饱暖”与“美乐”截然分为先后两个阶段，认为对美的追求是贯穿生命始终的人性本能。无论是女子簪花，还是品蟹煮粥，其意义都在于通过细腻的用心，将寻常事物点化为美的载体，在庸常中开凿出诗意空间，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境遇里实践生活美学。它启示现代人，诗性并非遥远的奢侈，而是一种可以主动建构的生活态度，在必要的功利活动之外，为心灵保留涵养情致的自由园地——对生命整全性的追求，为抵御现代生活的碎片化与焦虑感提供了可操作的文化资源。在构建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的时代命题下，江南文化同样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智慧。其历史轨迹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它并非封闭停滞的系统，而是在保持自身审美基因与核心价值的同时，不断吸收、转化、创新，从而获得持久生命力。从良渚玉器到魏晋风度，从吸收中原文化到近现代接纳西方文明要素，江南始终展现出开放从容、择善而从的主体性。这种自信在于坚信自身文化脉络中追求和谐、精致、创造的内核具有穿越时代的适应力。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与强调力量、征服的文明叙事不同的，以优美、和谐、细腻与生活艺术化见长的文明路径。江南智慧提示着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经济增长可与人文关怀共存，技术进步可与审美情趣相伴。当全球共同面对可持续发展挑战时，江南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诗性栖居的生活理想，便超越了地域，成为可供分享的思想资源。它向世界表明，中华文明不仅是厚重的历史存在，更能提供一种关乎未来美好生活的、具有感召力的文化方案。

江南文化揭示出区域文明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空间流动、精神辩证与创造性转化能力。这种以开放包容为前提、以审美超越为追求、以现实关怀为归宿的文化模式，既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层认同基础，也为人类应对现代性困境贡献了东方智慧。其启示在于，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在历史流变中把握自身脉络，并将其创造性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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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515-516.

[7]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348.

本文系中共宜宾市委党校2026年度教研咨一体化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编号2026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宜宾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