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机体哲学视角下审视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强调生命机体、精神机体与社会机体之间的整体协调，避免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将“人”还原为可拆解的功能单元，仅关注局部能力增强而忽视人的整体性、有机性与社会性。随着脑机接口技术作用方式的不断演进，其在重塑人机关系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伦理风险，表现为身体边界重塑对生命机体完整性的冲击，“硅基”与“碳基”交互对个体自主性的侵蚀以及技术鸿沟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挑战。需要运用机体分析方法统摄多重机体关系，在整体性、可持续性与协同性维度协调相关价值要素，推动技术发展沿着合乎人类价值的方向展开。

关键词  机体哲学；脑机接口技术；风险；伦理治理；人工智能

脑机接口技术作为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新兴科技成果，是人类科技创新实践过程中一项“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1]脑机接口时代的到来重塑着人类对自身生命系统的传统认知，深刻影响着人类自然机体能力的变化，其未来广阔的应用前景隐喻着作为现实主体的人的“新进化”。然而，脑机接口技术的出现虽然打破了传统身体界限的束缚与羁绊，为人类生命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好，但是其中暗含的伦理风险也不容小觑。目前，学界关于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风险研究已经形成了较多论述。其中，机体哲学视角以各类机体为研究对象，注重从整体、联系和有机生成的视角考察事物的结构特征及演变规律。从机体哲学视角出发，分析脑机接口技术可能对人形成的伦理性挑战，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技术与人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应然规律，探寻恰当的伦理治理路向。

一、机体哲学视角下脑机接口技术的运行探析

机体哲学以机体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从整体性、有机性和关系性维度考察事物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过程。为分析人工物与人的生命结构、精神活动及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依据机体哲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将机体划分为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精神机体和社会机体。[2]人工机体形成于人的技术实践，在同其他机体的相互嵌入中呈现“机体的共同本质特征”。[3]脑机接口技术作为人工物与生命机体深度融合的技术形态，通过与人体建立信息通道，对人的机体能力进行辅助、修复或增强。脑机接口技术通过与神经系统形成信息耦合与反馈回路嵌入生命机体之中，参与“感知—决策—执行”的动态调节过程并实现对机体功能的持续修复与适应性增强，从而呈现出类似生命系统的有机运行状态。脑机接口技术的这种“生机”特性，究其本源是人类在技术实践和社会建构过程中将自身的“功能、意向、责任”[4]转移到人工机体上的拟人化表征。

（一）脑机接口技术被赋予人自身功能的机体特性

从结构上看，脑机接口技术与生命机体呈现有机共生的实存关系。脑机接口技术与人体相融合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侵入和非侵入两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脑机接口技术通过人脑活动的电信号或其他生理信号的脑部传感器接收信息，经由智能算法进行信号解码，从而获取脑部信号的内容并将相应内容转化为控制外部行为的指令，达成脑控行动的结果。从运行机制看，脑机接口技术通过与人脑活的神经元组织的融合，实现对外部信息的交互。这种交互趋势使脑机接口技术逐渐成为一种“具身”技术嵌入人体生理结构。目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应用于闭锁综合征的治疗，通过对大脑神经信号的替代或修复重建了大脑与其他外置人工医疗装备间的信息通道，从而辅助人恢复行动能力。这种临床治疗中的技术应用反映了脑机接口技术代替人体自然的神经肌肉功能，即“脑机接口技术代替肌肉产生了动作”。[5]依照机体哲学理论，脑机接口技术仿照人体器官构造参与生命机体的机能运行，实现了生命系统的结构完整，并且形成了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

（二）脑机接口技术被赋予人自身意向的机体特性

在“人—技”关系语境中，“意向”表示人类对技术人工物实现某种意图的目的设定或预期。技术哲学视角下，人工物具有特定的属性，意向功能属性就是其中之一，强调“人工物的功能是人的意向性的客观反映，揭示了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的内在联系”。[6]因此，脑机接口技术作为一项人工物，虽然具有意向功能属性，但它并非天然存在之物，而是经由人加工设计而成的实在之物，所以并不同人一样具有纯粹的自主意向。它的意向性必然由人所赋予，在应用中表现为人的意向属性向技术物理属性的转向。人的意向性向脑机接口技术的转移主要基于“设计者自身意向、使用者意向、社会意向”。[7]设计者与使用者的意图与目标是脑机接口技术功能形成的主要指向。“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是由某个代理人在制造或占有该对象时的目的而衍生出来的，没有代理人及其目的，也就没有功能。”[8]脑机接口技术所蕴含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目标在功能中体现为希望通过脑机接口与人体的融合，实现对人生物机体功能的补充或修复，甚至延展人的能力。社会意向向脑机接口技术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在脑机接口技术的设计到应用环节要形成负责任的创新，以平衡好技术发展与伦理之间的矛盾。

（三）脑机接口技术被赋予人自身责任的机体特性

人自身责任向技术的转移主要是以技术的功能为基础，在功能中体现技术的责任角色属性。但是，即便技术在功能上蕴含责任属性，也要明晰技术并不是责任承担的主体，只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责任的意义。当人的功能、意向赋予技术后，便会在实践中衍生出相关责任问题，即脑机接口技术在应用中具有相应的道德角色责任。这种道德角色责任源于人将某些价值属性赋予技术，使其在应用中扮演特定角色，进而在技术具身中显示对人类行为的间接道德影响。从脑机接口技术的工作原理看，人的大脑信号经由脑机接口技术接收，再通过复杂的算法分析、运算实现外部设备的动作执行以及对用户下一个意识的预测。然而，在大脑信号与行为实现中间会存在一个巨大且动荡的算法空间，这个空间充满不确定性。算法在数据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曲解用户的想法，或服从传输用户的非道德、有害的意念，从而造成对人的伤害或灾祸。由此可见，当脑机接口技术在应用中蕴含着责任的机体特性，会被赋予拟人的道德角色，容易对人的行为产生钳制。

二、机体哲学视角下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风险

脑机接口技术本身属于人工机体，其伦理风险主要在与其他机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中显现。从生命机体、精神机体和社会机体层面，分析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的身体机能、主体自主与社会关系产生的伦理影响，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其伦理风险的生成过程与现实样态。

（一）身体边界重塑诱发人类自身机能退化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表征的自身机能平衡、稳定的状态，是受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具有肉体之于人的自然性特征。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重塑着人类的身体边界，人与人工物之间的原属界限被消解，推动着人类新进化的出现。“身体是所有空间意义上的位置的构造基础与起源，同时也是发生的基底”，[9]人类身体边界的重塑让身体的神秘性得到“祛魅”。脑机接口技术在与人的交互过程中作为一种“器官”而存在于人体之中，此时的身体被视为能够选配、整合异质构件的基础模型。在这个同化过程中，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接收大脑神经信号并与外部组件关联参与到人体系统的运行，形成了“新器官”与原有身体器官之间的交织并行，对整个人体系统产生新的刺激，甚至深刻影响着人的认知行为与观念。技术的进化虽然延展了人的身体边界，但也要追问与反思人是否还具有原生身体结构与存在方式的生物独特性。脑机接口技术与人体的融合弥补了人类因疾病导致的身体功能缺陷，或强化了人的某些能力，突破了传统认知中对身体有限性的理解。这种人与技术的新型关系可以被视为人与技术的协同进化。但是，“进化的同时也是退化”，[10]对技术产生过度的依赖容易诱发身体自然机能的退化，甚至弱化人的劳动能力，从而肢解着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基于人体生理器官的综合作用，人对外界形成感知，而脑机接口技术的辅助性介入会对人的感知产生人工增强，原有的自然感知功能则进入“休眠期”，最终呈现“用进废退”[11]的身体机能退化状态。此外，人的劳动能力也容易出现技能退化。从劳动技能的习得过程看，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下的劳动易造成技能训练过程的缺失，进而使人失去身体性的劳动经验。

（二）“硅基”与“碳基”交互引发自主性缺位

从精神机体层面看，脑机接口技术存在的风险样态集中表现在大脑芯片等设备与人脑结合而成的“硅基”与“碳基”交互所引发的自主性问题。机体哲学视角下，自主性通常被视作生命机体能够保持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能力。其中，个人自主的最低原则应当是不受外在的控制和干涉，具有个人思维和行为能力的自洽。自主性“不仅仅是个人的行动能力，还涉及促使其采取行动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状态的独立性和原创性”。[12]在医疗领域，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有效帮助了神经疾病患者恢复自主性行为能力。但是，在“硅基”与“碳基”的交互过程中,当脑机接口技术从身体治疗转移到触及个体微观意识层面的应用，可能会引发人的自主性失位。弗里德里希指出，自主性可以拆解为一种多组分能力，集中表现为：利用信息和知识对某一现象进行产生原因分析的能力；确保有效实现预期行动的能力（即控制能力）；在具体关系和情境中制定意图的能力。[13]脑机接口技术对精神机体自主性的冲击，容易导致个体的信息判断受到干扰、行为控制能力被削弱以及意图形成过程受到技术介入。首先，桎梏个体自主信息决策能力。思维独立性是人的自主性能力得以彰显的重要依据之一，而脑机接口技术在信息源提取过程中，易将先前数据作为新的行为动机的参考，使用户的行动选择具有局限性或偏离其意思表达。其次，影响个体自主感知控制能力。脑机接口技术介入后，大脑所生成的行动指令会由计算机系统接管。一旦指令在计算机系统形成，脑机接口技术介导的行为便可能会使用户不确定自己是否是动作的主体，进而引导设备对行为进行控制。最后，脑机接口技术与人体的交互可能会影响人在具体关系情境中的自主制定意图的能力。脑机接口技术与人交互下的自主关系允许人们直接用意念与外部环境进行交互，从而省略了部分思考和执行步骤，可能对人的自主性产生影响。

（三）技术鸿沟导致社会系统隐匿性危机涌现

社会机体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生命机体特征赋予社会组织结构，从而形成了各类社会机体。然而，脑机接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容易出现技术鸿沟问题，容易形成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双向诱发的情况，从而致使技术的发展偏离伦理公正的基线。当脑机接口在医疗领域的作用由治疗转变为增强时，就会引发明显的“增强鸿沟”。[14]由于技术往往是负载价值的活动，导致利益偏向性会在科技活动过程被植入于科技成果当中，从而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首先，脑机接口技术的“马太效应”易放大群体极化现象，加剧社会不公平。“马太效应”是一种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尤其当脑机接口技术作为一种人类增强技术侧重于人体机能增强时，这种效应在社会上表现得将更为明显。如果将脑机接口技术以机能增强为应用目标，会受经济水平影响，使富人更能在技术可及上获得优先权，造成“基富”和“基贫”的应用鸿沟。[15]其次，当脑机接口技术以个人增强为应用靶向，会在道德平等维度形成风险外溢，进一步挑战普遍的“道德平等假设”，即“人与人之间应当具有同等的道德状态，并且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16]伴随技术的发展，脑机接口技术在人体中的介入会对人的意识形成干预，呈现出“意识水平越高则其道德地位越高”[17]的情形。然而，当脑机接口技术脱离以疾病治疗为目的，单纯为了增强个人能力，便会让获得脑机接口技术资源的人在道德地位上享有优越感，进而使技术本应用于疾病治疗的天然价值被稀释。最后，容易使人陷入何以自适的身份认同困境。脑机接口技术与人体的融合应用使主、客体的诠释不再分明。例如，脑机接口技术在养老领域的不合理应用，会加剧老年群体的社会隔离。[18]这种主、客体界限的突破，导致个人身份形成了以人机融合为特征的全新逻辑演绎，可能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我是谁”的疑惑，从而影响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

三、机体哲学视角下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风险治理

机体哲学视角下的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具有鲜明的机体特性，并在生命机体、精神机体、社会机体维度存在复杂、隐蔽的伦理风险样态。为探索能够消解有关风险的合理路向，将脑机接口技术置于同各类机体的关系网络之中，从整体性、可持续性及协同性三个维度寻求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以期协调好脑机接口技术与各类机体之间的有机共生关系。

（一）强化整体性设计审查维护生命机体完整性

脑机接口技术直接介入神经系统，其设计合理性需考察技术嵌入对人体生理结构、自然感知及劳动技能产生的长期影响。整体性治理应将生命机体的完整性置于脑机接口技术设计的基础位置。其一，明确脑机接口技术治疗、修复与能力增强的应用边界。技术研发应优先服务于疾病治疗、功能恢复和残障辅助，对增强性应用设置严格的准入条件，综合评估植入方式、神经刺激强度、持续使用期限及设备移除可能产生的生理影响。对于仍可通过康复训练恢复的身体机能，应合理限定技术替代程度，保留使用者的自然感知、身体活动与技能训练空间。其二，将生命机体完整性纳入技术设计和临床试验的前置评估。机体哲学以“整体性—有机性—关系性”为基本判准，运用机体网络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考察脑机接口技术嵌入人体后对身体结构、感知能力与劳动技能形成的持续影响，识别技术结构、应用情境和主体互动中的潜在风险。[19]评估结果应直接反馈至设备结构、作用强度、使用周期和适用人群的调整过程。其三，将生命完整、身体尊严与自然机能保护嵌入技术设计流程。引入价值敏感设计（VSD），即“基于理论基础的技术设计方法，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以有原则的和全面的方式考虑人的价值”。[20]通过概念调查明确技术应用的价值边界，经验调查识别身体不适、功能依赖和技能弱化等问题，技术调查审查设备结构、算法模型与反馈机制是否存在过度替代倾向，形成“价值—规范—技术功能”[21]相互贯通的设计审查体系。

（二）完善可持续应用监管保障精神机体自主性

可持续性治理需要直接回应脑机接口技术对个体信息判断、行为控制与意图形成的持续介入。脑机接口系统在使用过程中会根据神经数据不断调整信号阈值、算法参数和控制方式，使用者对行为的控制感与主体感也可能随之变化。因而，对精神机体自主性的维护要贯穿设备运行、算法更新和功能调整的全过程。其一，建立神经信息识别与算法判断的动态审查机制。应对神经信号采集、数据解释和行为建议生成过程进行持续监测，重点审查算法是否过度依赖历史数据、是否准确识别即时意图以及是否形成诱导性判断，根据机体总体状态及时捕捉技术运行的异常征兆并加以控制。[22]当系统输出与使用者真实意愿出现明显偏差时，应立即启动算法复核、参数调整和人工干预程序，同时向使用者说明指令形成依据及可能误差，为其保留重新判断和拒绝系统建议的权利。其二，完善使用者行为控制权的保留机制。脑机接口设备应设置紧急中止、人工接管和指令二次确认功能，将神经信号采集、算法解释、指令执行与行为结果纳入动态反馈模型。当出现意图识别偏差、主体控制感下降或行为归属不清等情况时，应及时降低自动控制程度，启动人工复核、暂停运行或安全退出程序，保障使用者能够撤回原有命令、修正行动路线并终止设备行为。其三，实行动态知情同意与自主性跟踪评估。设备功能扩展、算法模型升级或神经数据用途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说明其可能影响并征得使用者同意；在关键决策和高风险操作中设置主动确认环节，区分即时神经活动、稳定行为意图与系统推断结果。同时，建立神经科学、临床医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共同参与的评估机制，持续观察使用者的认知状态、行为控制感与身份认同，促进相关知识、技术和信息在算法偏差识别与责任归属判断中的有效流动。[23]

（三）健全协同性治理机制维护社会机体公平性

协同性治理应着重处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中的资源可及差异、道德地位分化和身份认同困境。机体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维系机体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构成，也是机体能够持续存在的根据”。[24]因而，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调节技术资源分配及其社会影响，避免经济能力成为获得治疗机会和能力优势的决定性条件。其一，建立依据医疗需求和应用性质进行区分的技术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应将疾病治疗、功能恢复和残障辅助置于资源配置的优先序列，通过医疗保障、专项补助和合理定价提高必要技术的可及性。对于高成本设备和稀缺医疗资源，应依据患者病情、预期疗效与实际需要形成公开透明的分配标准。研发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公开技术成本、适用范围、功能限度与潜在风险，降低商业宣传对增强需求的过度刺激，缓解经济差异造成的技术可及鸿沟。其二，健全防止道德地位分化的平等规范。针对能力增强型脑机接口技术，应加强伦理审查和应用场景管理，评估其进入教育选拔、劳动就业和社会评价领域后可能产生的排斥效应，明确技术使用与增强程度不得成为衡量人格价值和道德地位的依据。将患者、老年人、残障人士及普通公众的利益诉求纳入政策制定和伦理审查，防止技术标准演变为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其三，完善脑机接口使用者的身份支持与社会融入机制。医疗机构和社区应配置心理疏导、社会适应、家庭沟通和同伴支持服务，帮助使用者理解技术介入后的身体变化与行为经验，避免形成对脑机接口使用者的标签化认知。养老等应用场景还应保留必要的人际照护与社会交往，防止技术服务挤压家庭陪伴和社会参与空间，保障使用者平等参与教育、就业与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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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及其实践路径研究”（编号24BKS060）的阶段性成果。

（赵力佳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颖斌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