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品牌作为一种无形专用生产要素，其经济学功能体现为三重属性：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的信用契约工具、创造差异化租金的垄断性资产、承载知识积累与声誉资本的生产性投入。品牌经济作用于宏观经济系统蕴含三重机理：在微观供需层面，品牌通过信号传递与声誉机制内在地改变需求函数的结构，使需求曲线从价格单变量决定转向“价格—品质信念”双变量决定，从而推动市场均衡从“低价竞争”向“优质优价”跃迁；在产业层面，品牌通过“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重构产业分工格局，驱动价值链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两端攀升；在开放经济层面，品牌嵌入新发展格局，既是国际品牌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过滤器”，也是本土品牌企业走向全球的“助推器”，构成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非价格壁垒与规则话语权载体。品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内在地要求一套与之适配的制度供给体系，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认证、质量基础设施、品牌专业服务与人才培育等制度安排。

关键词  品牌经济；新质生产力；供需均衡；产业升级；开放经济；制度供给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内大循环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供给结构性矛盾、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产业升级压力以及新质生产力理论对经济发展动力提出的新要求，构成了三重现实背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成为理论界与政策实践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品牌，这个长期被归入营销学与传播学讨论范畴的概念，正在成为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变量。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脉络

品牌的经济学分析并非全新议题，但长期以来分散于多个学科领域，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从品牌的经济学本质、品牌与产业组织、品牌与经济增长三条理论脉络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理论空白与研究空间。

（一）品牌的经济学含义是从营销符号到生产要素

在传统营销学中，品牌被定位为一种识别工具，其功能主要在于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然而，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品牌的本质远不止于此。品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其建立对于拓宽经济学领域、解释现实品牌经济现象具有重要意义。[1]从理论渊源来看，品牌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品牌作为信息经济学意义上的信号传递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在购买前往往无法准确判断产品质量。品牌通过持续的质量承诺与声誉积累，向消费者传递关于产品质量的可靠信号。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品牌建设需要持续的投入（广告、研发、质量控制等），这些投入构成了可观察的“高成本信号”，能够有效地区分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2]第二，品牌作为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契约执行机制。品牌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企业对消费者承诺了某种品质标准，消费者则通过重复购买来“投票”确认这一承诺的可信度，一旦品牌背叛了消费者的信任，其积累的声誉资本将遭受毁灭性损失。第三，品牌作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租金载体。品牌与非品牌之间由于资本效率差异产生了一种级差收益，这种级差收益表现为一种经济租，可称之为品牌租。品牌租是品牌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增值价值的形式，它促使品牌所有者获取超额利润。[3]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价值来源于品牌所有者对消费者心智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品牌通过差异化定位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独特的认知壁垒，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定价权与超额利润。[4]综合上述三条理论脉络，本文将品牌的经济学本质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信用契约工具（降低交易成本与选择成本）、差异化租金载体（创造垄断性超额利润）、无形专用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函数的价值创造）。这一界定超越了营销学将品牌视为符号或标识的狭隘理解，为将品牌纳入经济分析的核心范畴奠定了概念基础。

（二）品牌的差异化竞争与产业组织的价值链重构

产业组织理论为理解品牌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第二层分析框架。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差异化来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品牌正是产品差异化的最高形式，它不仅通过物理属性的差异来区分产品，更通过情感联结、文化认同与身份象征等非物理属性来构建竞争壁垒。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品牌是决定企业在价值链中位置的关键变量。“微笑曲线”理论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与品牌营销三个环节中，生产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最低，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两个环节的附加值最高。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能够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获取更高的利润份额；而缺乏品牌的企业则往往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沦为“世界工厂”的被动参与者。[5]从代工企业（OEM）到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再到自有品牌制造商（OBM）的升级路径，本质上是一个品牌能力逐步积累与释放的过程。这一升级过程会带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服务、专业咨询、金融保险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品牌不仅是企业层面的竞争策略，更是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三）品牌是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来源

将品牌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研究表明，品牌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品牌资本与研发资本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6]这意味着，品牌不仅是一种营销投入，更是一种与技术创新协同作用的生产性投资。从宏观层面来看，以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创新要素、实施品牌战略、发展品牌经济，既是增强经济发展质量优势的战略选择，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补齐经济发展短板的重要创新要素。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品牌作为无形资产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四）理论空白与研究空间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学科分隔严重。品牌的经济学分析分散于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子领域，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整合不同视角的理论贡献。第二，微观与宏观的断裂。多数研究聚焦于企业层面的品牌战略，或停留在宏观层面的品牌经济政策，缺乏从微观到宏观的传导机理分析。第三，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对接不足。现有研究尚未系统地将品牌纳入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第一，品牌何以从营销符号转化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生产要素？第二，品牌经济运行的内在均衡机理是什么？其如何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作用于经济系统？第三，品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供给来释放其生产力潜能？通过理论分析，旨在构建一个从品牌要素界定到宏观经济效应的统一分析框架。

二、从核心概念界定看品牌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耦合

（一）品牌的经济学本质是一种无形专用的生产要素

在进入机理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品牌的经济学本质从以下三个层次加以把握。第一，品牌是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的信用契约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理解为市场交易中的摩擦力，与之相对应，品牌可以理解为需求领域中消费者选择过程中的摩擦力降低机制。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消费者面对海量的产品选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搜集信息、比较产品。品牌通过持续的质量承诺与统一的品质标准，使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识别和选择产品，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交易成本。第二，品牌是创造差异化租金的垄断性资产。品牌通过差异化定位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起独特的认知图景，使该品牌的产品在消费者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赋予了品牌所有者一定程度的定价权，使其能够获得超过边际成本的溢价收入。这种溢价收入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租，即品牌租。第三，品牌是承载知识积累与声誉资本的生产性投入。与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本不同，品牌资本是企业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创造的品牌或知识资本。品牌建设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质量管理、营销传播与消费者互动，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生产函数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品牌资本一旦形成，便具有累积性与自我强化特征，即声誉越高的品牌越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而消费者的信任又进一步巩固了品牌的声誉。基于上述三重属性，本文将品牌定义为：一种无形专用生产要素，它通过降低选择成本、创造差异化租金和承载声誉资本，参与并重塑经济系统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循环。

（二）品牌经济的内涵与边界

在品牌作为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界定“品牌经济”的概念。品牌经济不是指与品牌有关的经济活动的简单加总，而是指以品牌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核心驱动力，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的一种经济形态。品牌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形态的关键特征在于，传统经济依赖有形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的规模扩张来驱动增长，而品牌经济依赖无形要素（声誉、信任、认知、文化等）的创新性配置实现价值增值。在品牌经济中，竞争的核心不再是成本的比拼，而是差异化价值的创造；增长的动力不再来自要素投入的边际扩张，而是来自品牌溢价的持续提升。

（三）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与品牌经济的内在契合性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品牌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这种契合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创新驱动的一致性。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品牌经济的形成同样以持续创新为前提，无论是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文化创新，都是品牌价值积累的源泉。没有创新支撑的品牌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品牌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品牌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差异化溢价、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提升了经济系统的整体效率。第三，生产要素的拓展。新质生产力将生产要素从传统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拓展至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数据等。品牌作为一种无形专用生产要素，正是这一拓展趋势的典型体现。它既承载知识积累，又创造信用价值，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形态。第四，高质量发展导向。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品牌经济同样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其不追求数量的扩张，而是追求价值的提升；不依赖低成本的竞争，而是依靠差异化的创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品牌经济本质上是以品牌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形态。它不是传统生产力在流通领域的简单延伸，而是一种通过信任创造、差异化竞争与价值分配重构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型生产力质态。

三、品牌经济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内在机理：一个规范分析框架

品牌经济通过三重机理作用于宏观经济系统，即微观层面的供需均衡重构、中观层面的产业分工重塑、宏观开放层面的双循环嵌入。三重机理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品牌经济驱动经济发展的完整逻辑链条。

（一）品牌经济的微观机理是对消费供需均衡的重构

传统经济学中的需求函数假定消费者的选择仅取决于价格与收入。然而，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价格这一个维度，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品牌信誉等因素同样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品牌的核心经济功能之一正是通过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来改变需求函数的结构。

第一，需求函数从价格单变量转为“价格—品质信念”双变量。在没有品牌的市场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同质化的产品，价格是唯一的决策变量。需求函数可以简洁地表示为Q=f(P)，其中Q为需求量，P为价格。在这种市场结构中，企业唯一的竞争手段是降价，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价格趋近于边际成本，这是完全竞争市场的经典结论。品牌的引入改变了这一格局。品牌通过持续的质量承诺与声誉积累，向消费者传递关于产品品质的可靠信息，使消费者形成了关于该品牌的品质信念。此时，需求函数从单变量函数扩展为双变量函数：Q=f(P,θ)，其中θ代表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品质信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θ越高，消费者在相同价格水平下的需求量越大；或者说，消费者愿意为更高的θ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一看似简单的函数形式变化，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含义。它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品牌投资来提升θ，从而在不必降低价格的情况下扩大需求，甚至在提高价格的同时维持或者扩大需求。这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中“降价才能扩需”的单一路径，为企业竞争开辟了新的维度。

第二，信号传递、声誉积累与市场出清条件的改变。品牌对需求函数的重构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通过信号传递与声誉积累的动态过程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品牌发挥着三重信号功能。一是“质量信号”。消费者在购买前无法准确判断产品质量，但可以通过品牌的市场地位、历史口碑、广告投入等可观察的指标来推断产品质量。品牌越是知名、声誉越是良好，其传递的质量信号就越强。二是“承诺信号”。品牌建设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确保产品品质、广告投入建立品牌认知、渠道投入保障服务可达。这些沉没成本构成了品牌对消费者的“不可撤销的承诺”，一旦品牌背叛了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投入将付诸东流。因此，品牌的沉没成本越高，其违约的动机就越低，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就越强。三是“身份信号”。在消费社会，品牌不仅传递产品质量的信息，还传递消费者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这种“身份信号”功能使得品牌消费超越了纯粹的功能性需求，进入了符号消费与意义消费的层面。三重信号功能的叠加效应，使得品牌市场的出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无品牌市场中，市场出清条件是P=MC（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品牌市场中，市场出清条件扩展为P=MC+R，其中R代表品牌溢价。品牌溢价的存在，使得企业可以在边际成本之上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为持续的创新投入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市场均衡从“低价竞争”到“优质优价”的质态跃迁。品牌对供需均衡的重构，最终体现为市场均衡从“低价竞争”向“优质优价”的质态跃迁。在无品牌的市场中，企业陷入“逐底竞争”，即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价格，压缩利润空间，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品质下降与创新乏力，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品牌的引入打破了这一陷阱。当消费者愿意为可信赖的品牌支付溢价时，企业就有了提升品质而非降低价格的激励。品质提升带来品牌声誉的增强，品牌声誉的增强又进一步支撑了价格溢价，由此形成“品质提升—品牌增强—溢价增加—再投入品质提升”的正反馈循环。这一循环使得市场均衡从低水平的“低价竞争”跃迁至高水平的“优质优价”。这一理论命题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佐证。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品牌建设较为成功的产业领域，企业竞争的主战场正在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从成本竞争转向品牌竞争。相反，在那些品牌建设滞后的领域，企业仍然深陷于同质化竞争与价格战的泥潭。

（二）品牌经济的中观机理是对产业分工与价值分配的重塑

品牌不仅改变了个别市场的供需均衡，更在产业层面重塑了分工格局与价值分配结构。这种重塑作用主要通过价值链攀升、产业集群升级和生态体系构建三条路径来实现。

第一，“微笑曲线”与品牌驱动的价值链攀升。“微笑曲线”理论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分配的非均衡格局，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获取高额利润；生产制造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仅获得微薄的加工费。在这一格局中，品牌是决定企业所处价值链位置的关键变量。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可以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即从单纯的生产制造拓展到品牌运营、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品牌运营需要更高水平的研发设计、更精细的供应链管理、更专业的市场营销服务，这些需求催生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相反，缺乏品牌的企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成为全球品牌企业的“代工厂”。更严重的是，这种锁定具有自我强化特征，即越缺乏品牌，就越依赖低成本竞争；越依赖低成本竞争，就越没有能力进行品牌投资。

第二，品牌集聚、产业集群与区域品牌的形成。品牌的产业效应不仅体现在单个企业的价值链攀升上，还体现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升级上。当某一区域聚集了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企业时，就会形成品牌集聚效应：品牌企业之间相互背书、共享基础设施与专业服务、共同培育产业人才与消费市场。品牌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从企业品牌升级为区域品牌。区域品牌是某一地域范围内众多企业品牌集体声誉的叠加与升华，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区域内所有企业都可以从中受益，但任何单个企业都没有足够的激励独自承担维护区域品牌的责任。区域品牌的形成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的协同努力，需要通过标准制定、质量监管、集体营销等制度安排来加以维护。

第三，大中小品牌协同发展的产业组织形态构成品牌生态。品牌对产业组织的重塑还体现为品牌生态的形成。在成熟的品牌经济中，大中小品牌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与竞争关系，而是形成了分工协作、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大品牌发挥“链主”作用，主导技术路线、制定行业标准、开拓全球市场；中品牌在细分市场中深耕，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小品牌则在利基市场中创新探索，为整个生态注入活力。大品牌通过供应链管理带动中小企业提升品质标准，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服务支撑大品牌的运营效率。这种大中小协同的品牌生态，是产业竞争力与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

（三）品牌经济的宏观开放机理：嵌入双循环的传导机制

品牌经济的作用不仅限于微观市场与中观产业，更在宏观开放层面深刻影响着经济循环的格局与质量。在新发展格局下，品牌构成了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键节点。

第一，品牌作为内需扩容的乘数功效。在国内大循环中，品牌通过三个渠道发挥内需扩容的“乘数器”作用。一是品牌提升消费意愿与支付意愿。当消费者对一个品牌形成了品质信任与情感认同后，其消费该品牌产品的意愿会显著提升，甚至愿意为品牌支付溢价。这意味着，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品牌的存在本身就能扩大有效需求。二是品牌创造新需求与新市场。强势品牌不仅满足既有需求，更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与文化创新来创造新需求。例如，苹果公司推出iPhone之前，消费者并没有对智能手机的明确需求。但是，品牌通过创新定义了新需求，从而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空间。三是品牌延长消费链条与提升消费层级。一个成功的品牌往往能够构建起从核心产品到衍生品、从一次性消费到持续消费的完整链条。品牌的粉丝会持续关注品牌的新品发布、参与品牌的活动、购买品牌的周边产品，从而使单一的消费行为演变为持续的消费关系。

第二，品牌作为国际竞争的非价格壁垒。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品牌是一种不同于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的非价格壁垒。它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竞争，而是通过消费者的心智占领来建立竞争壁垒。其作用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品牌降低需求价格弹性。当消费者对一个品牌形成了强烈的偏好与忠诚后，即使该品牌提高价格，消费者也不会轻易转向替代品。这种低需求价格弹性使得品牌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更强的定价权与抗风险能力。二是品牌构成市场准入的“软门槛”。进入一个已经被强势品牌占据的市场，新进入者不仅需要面对价格竞争，更需要克服消费者的品牌惯性，即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既有品牌，转换成本较高。这种品牌惯性构成了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三是品牌承载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往往参与甚至主导行业技术标准与商业规则的制定。这种规则话语权使得品牌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更是主动的规则制定者。

第三，品牌在双循环中的枢纽功能。在新发展格局中，品牌发挥着独特的枢纽功能，它既是国际品牌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过滤器”，也是本土品牌企业走向全球的“助推器”。作为“过滤器”，品牌帮助中国市场实现以质取胜的进口战略。在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时，品牌的声誉与品质标准成为市场筛选的第一道关卡，只有那些经过市场检验、具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品牌才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这种“过滤器”功能避免了中国市场成为低质产品的倾销地。作为“助推器”，品牌帮助本土企业跨越国际市场的认知门槛。在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存在质量偏见。本土品牌通过持续的质量承诺与声誉积累来打破这种偏见，使中国制造从价廉走向物美，从代工走向品牌。

（四）三重机理耦合与传导的统一分析框架

微观、中观与宏观三重机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相互强化的传导链条。微观机理是基础。品牌对供需均衡的重构，改变了企业的竞争逻辑与消费者的选择逻辑，为产业层面的分工重塑提供了微观基础。只有当消费者愿意为品牌支付溢价时，企业才有激励进行品牌投资；只有当品牌投资能够带来超额利润时，产业才有动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中观机理是桥梁。产业层面的分工重塑与价值重配，将微观层面的品牌效应放大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化。单个企业的品牌升级汇聚为产业集群的品牌化，产业集群的品牌化又进一步巩固了单个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宏观开放机理是升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品牌的竞争从国内市场延伸到全球市场，品牌的经济效应也从国内大循环扩展到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竞争的压力倒逼本土品牌加速升级，而本土品牌的升级又提升了国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三重机理的耦合与传导，最终归结为一个核心命题：品牌经济是通过信任创造、差异化竞争与价值分配重构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与流通领域的具体实现。这一命题为理解品牌从营销工具向经济发展核心驱动力的转化提供了统一的理论解释。

四、品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逻辑

品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并非自发完成，而是内在地要求一套与之适配的制度体系。品牌作为一种无形专用生产要素，其生产、交易与价值实现都有赖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因此，可从五个维度分析品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逻辑。

（一）品牌资产的制度基石是知识产权保护

品牌的核心是声誉与信用，而声誉与信用的载体是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品牌就无法形成稳定的资产价值。从理论上看，品牌资产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非竞争性，指同一品牌可以同时用于多个产品而其价值不会受损。其二，排他性弱，即如果没有法律保护，品牌的声誉可能被他人“搭便车”。这两个特征使得品牌资产面临严重的市场失灵风险：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品牌，但竞争对手可以轻易模仿品牌的标识、包装甚至整体形象，从而无偿占有品牌声誉的外溢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市场失灵而设计的制度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赋予品牌所有者对品牌标识的独占使用权，使得品牌投资能够获得排他性的回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他人对知名品牌的仿冒与混淆，维护了品牌声誉的完整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保护品牌背后的技术创新，防止竞争对手的简单复制。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品牌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立法层面的完善，法律对品牌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型作出明确规定，覆盖商标、外观设计、包装装潢等多元形态。其二，司法层面的效率，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周期合理、赔偿力度足够，使侵权者面临有效的威慑。其三，执法层面的协同，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相互衔接，形成全方位的保护网络。

（二）标准与认证体系是品牌信用的制度化表达

品牌的核心功能是向消费者传递关于产品品质的可靠信号。然而，单个企业的品牌信号传递面临可信度的问题，标准与认证体系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制度安排。标准是对产品品质的量化表达，它规定了产品应该达到的技术指标、安全要求与性能参数。认证则是对标准执行情况的第三方确认，即由独立的认证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与评估，确认其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标准与认证的结合，将企业对品质的自我声明转化为经由第三方验证的客观事实，大大增强了品牌信号的可信度。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有效的标准与认证体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标准的科学性，标准的技术指标应当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与行业的最新技术水平，既不过低（失去筛选功能）也不过高（不切实际）。其二，认证的独立性，认证机构应当独立于被认证企业，其认证活动应当接受监管与公众监督。其三，标准的国际兼容性，在国际贸易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本土标准应当与国际标准相衔接，避免成为贸易壁垒。

（三）质量基础设施是品牌竞争力的技术支撑

品牌竞争力的基础是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而质量的提升有赖于一套完善的质量基础设施。其主要包括计量、标准、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等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品牌质量保障的技术支撑体系。计量是质量的基础，没有准确的计量，就无法对产品质量进行精确的控制与评估；标准是质量的尺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无法对产品质量进行客观的比较与判断；检验检测为质量作“体检”，通过科学的检测手段来确认产品是否达到了既定的质量标准；认证认可为质量作信用背书，通过第三方的认证来向社会证明产品质量的可信度。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质量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发力。政府负责制定质量法律法规、建立国家计量基准、推动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则通过竞争来筛选优质的质量服务机构，通过创新来提升质量检测的技术水平。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是质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的关键。

（四）品牌经济需要专业服务与人才培育作为要素保障

品牌经济的运行需要一系列专业服务的支撑。例如，品牌战略咨询、品牌设计、品牌营销、品牌评估、品牌法律事务等。这些专业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品牌建设的效率与效果。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品牌专业服务的发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市场的充分竞争，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专业服务市场中，服务机构才有动力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其二，人才的持续供给，品牌专业服务是高度智力密集型的活动，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其三，行业的自律规范，品牌专业服务涉及客户的商业机密与核心利益，需要行业自律与职业伦理的约束。品牌人才的培育是品牌经济发展的长期基础。品牌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产业理解、文化素养与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体系、企业实践与行业组织的协同努力。

（五）品牌全生命周期需要制度安排

品牌从创立、成长到成熟、转型，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制度需求。一个有效的制度供给体系应当覆盖品牌的全生命周期。在品牌的创立期，最紧迫的制度需求是低成本的品牌注册与保护，使创业者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商标注册、获得品牌的法律保护。在品牌的成长期，最紧迫的制度需求是品牌融资与扩张的支持，使成长中的品牌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与市场空间。在品牌的成熟期，最紧迫的制度需求是品牌价值评估与交易，使成熟的品牌资产能够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发现与流转。在品牌的转型期，最紧迫的制度需求是品牌更新的法律保障，使老品牌能够在保留核心价值的同时实现形象与内涵的更新。制度供给的适配性还体现在对不同类型品牌的差异化支持上。传统品牌（老字号）需要的是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制度平衡，既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又鼓励其与时俱进；新兴品牌需要的是快速确权与灵活保护的制度环境，使其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及时获得品牌保护；国际品牌需要的是公平竞争与制度透明的市场环境，使其愿意在中国市场进行长期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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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鹏,臧秀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要素构成和跃升路径[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25,41(06):11-18.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