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刻揭示了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这一战略部署是政策迭代演进与现实发展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理论逻辑层面，投资于物以高水平物质载体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投资于人以全生命周期能力提升夯实人力资本，二者辩证统一、协同推进，共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实践路径层面，应统筹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夯实物质基础，优化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以激发人才红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构建成果共享的制度保障，并强化制度协同以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推进机制。

关键词  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十五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1]这一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逻辑，为“十五五”时期优化投资结构、统筹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开发提供了根本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和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单纯依靠物质投入驱动增长的模式已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刚性约束。[2]与此同时，人口结构深刻变化、技术迭代加速推进、全球竞争格局重塑，都对劳动者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3]在此背景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增长潜能的战略选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出发，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大意义、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期为科学认识和有效推进这一战略部署提供学理支持。

一、“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时代背景

党中央关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部署，是基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理论关切提出的重大命题，具有深厚的政策背景和坚实的现实基础。把握这一战略部署的时代背景，需要从政策演进脉络、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内外环境变迁三个维度展开梳理。

（一）政策演进的内在脉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战略部署的渐进生成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表述，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结构与人的发展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揭示了物质生产条件与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地位，并强调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为科学处理物质资本积累与劳动者能力发展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我国政策演进脉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侧重于物质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推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日益重视人力资本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2023年5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了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的战略要求，为后续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将“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纳入“十五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上述政策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从单纯关注物质资本积累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协同推进的跃迁。

（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传统投资模式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构成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现实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依靠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推动的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使我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近年来投资于物的回报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来源。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实现质的飞跃，其内在动力主要源自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从马克思关于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一根本论断出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导向下，单纯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已难以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必须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潜能，进而实现增长动力机制的根本性切换。这一阶段性转换深刻揭示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客观必然性。

（三）发展价值取向的转变：从“见物不见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部署，根植于我国发展价值取向的深刻转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往往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劳动者反而沦为物的附属。西方现代化因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而产生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弊病，其教训表明，脱离人的发展的物质积累难以通向真正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价值旨归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意味着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准已由单纯的产出规模转向人民生活品质的实质改善。人民群众的需要正由“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对教育、健康、文化、生态等发展型和享受型需要日益增长，这要求投资结构相应地由偏重物质形态的产出转向兼顾人的能力提升与福祉改善。因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质上是发展价值取向由“物本位”向“人本位”回归的制度化表达。

二、“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逻辑

深入理解“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内涵，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把握其内在逻辑。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构成要素、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为系统阐释这一战略部署提供了根本指引。具体而言，可以从投资于物、投资于人以及二者的辩证统一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投资于物的理论逻辑：以高水平物质载体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条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的重点已从一般性的物质资本积累转向能够催生、支撑和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物质载体。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筑牢新型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石。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物质条件，又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载体。“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建设。总体而言，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当下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提供了现实基础。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看，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简单的固定资本形成，更是对社会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的系统性升级，为各产业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提供通用性平台支撑。第二，优化面向再生产均衡的产业结构布局。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均衡关系的理论揭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在要求，即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必须在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上保持比例协调。“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的着力点在于纠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而非单纯扩大产能规模。就第一部类而言，需要将资金集中投向高端装备、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等生产资料的薄弱环节，改变部分中间品和资本品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使生产资料部门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就第二部类而言，注重引导投资流向能够满足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领域，通过提升消费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使消费资料生产与居民收入增长和需求升级相适应。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协调，还要求投资在区域和行业间的分布更加均衡，防止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热点领域而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只有结构均衡的物质载体，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第三，激活新技术和新要素的创新源泉。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动技术进步的论述表明，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5]在“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还要重点培育新技术范式和新型生产要素。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贯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通过构建数据要素的确权、定价和流通制度框架使数据成为可计量、可配置的核心资产。此外，新技术和新要素二者叠加还会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发展由原先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投资于人的理论逻辑：以全生命周期能力提升夯实人力资本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这一经典命题，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十五五”时期，投资于人的理论逻辑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劳动力再生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出发，构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开发体系。第一，在覆盖广度上夯实普惠性人力资本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这一论断要求人力资本投资不能仅关注少数精英群体，而应惠及全体人民。“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其关键在于让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平等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第二，在贯通长度上构建可持续人力资本链条。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理论表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和教育培训投入。[8]“十五五”时期，投资于人需要从生命全周期进行系统投入。建立“普惠托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终生教育”全周期的学习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举措，正是构建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链条的具体部署。此外，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看，投资于人的关键在于将有限的资金精准投向人力资源领域，建立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体系以确保人力资源的提升。“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打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者人才队伍，包括培养基础技术研究型人才、技术应用型人才以及具备全球视野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管理人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劳动力要素新供给。第三，在开发深度上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图景，强调要消除旧式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束缚，使个体能够在多个领域自由地发展其能力。[9]投资于人的核心目标不应局限于职业技能的单一维度，而应激活个体在智力、体力、审美、道德等多方面的潜能。要完善社会保障和多元成长通道，使个体能够按照自身意愿选择发展路径，实现从“人是工具”到“人是目的”的价值回归。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论要求，不能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简单割裂或机械对立，而应将二者视为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一，物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时指出，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0]从资金来源上看，如果新型基础设施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形成了正向循环，则能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从能力发挥上看，伴随着高端制造业、数字网络等领域的不断发展，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从生活条件上看，随着清洁能源的普及和智能服务的覆盖，确保每个个体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可以追求精神生活。第二，人的现代化构成物的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科技如何创新，最终都需要人来完成落地。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自身素质的改善，社会公众对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化、个性化、绿色化要求日益提高，这种需求变化牵引着投资于物的着力点由传统基建移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产业结构因而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不仅如此，现代化治理体系能否有效运转，同样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支兼具政策素养、科技知识与责任意识的管理队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现代化为物的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治理支撑。第三，二者的协同演进内在地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把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锚定为根本归宿，因而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物的现代化被还原为服务人的发展的手段，资本逻辑也不再居于人的需要之上，由此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得以生成的逻辑闭环，即先进的物质载体奠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本的累积推动生产工具与生产方法持续迭代，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互动中不断攀升。从推动新供给与新需求良性互动的视角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够促使供需两侧达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在供给侧，投资于人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创造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的新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在需求侧，投资于人通过改善民生、稳定预期催生消费新需求和有效投资新需求。二者相互促进，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循环机制，即新的供给能力催生前所未有的消费场景和产品形态，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又反过来引导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技术水平的迭代提升，最终实现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统一和高效协同。

三、“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路径

理论逻辑的深刻揭示有助于明确实践方向。“十五五”时期，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需要在夯实物质基础、激发人才红利、完善分配制度和强化制度协同等方面统筹推进，形成系统性、综合性的实践方案。

（一）夯实物质基础：统筹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十五五”时期，投资于物的实践重心应当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转向精准化的质量提升，关键在于要以国家战略和重大工程为指向，将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进行统筹推进。[12]一方面，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的特质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相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物质依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质上是对社会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的系统性重塑，其溢出效应将通过技术扩散和人才培育传导至整个经济体系。特别是在民生基础设施方面，应加大对教育医疗、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民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新型基础设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应补齐短板，升级传统设施网络。针对传统设施，可以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例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设施在经过智能升级后，已经可以为居民生活提供更为安全、舒适以及绿色的生活空间。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缩小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二）激发人才红利：优化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

投资于人的实践重心在于将资源集中到人力资本增值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时期，应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主线，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一，夯实基础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基础教育是人力资本的关键基础，也是国民素质的根基。因此，要将更多优质资源配置到相对落后的地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同时也要看到，教育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升创新能力。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手段，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使教育资源随人口变化而不断发展。第二，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协同体系。当前，制约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大难点就是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错配。因此，高校与企业可以合作设立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在产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加入行业发展最新的知识体系，促进产教融合发展，形成互补格局。这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有效打通人力资本进入生产力的转化通道。第三，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保障人力资本持续增值。当下，随着AI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明显加快。因此，终身学习成为高素质劳动力必不可少的技能。其意义在于，既可作为缓解技术性失业的稳定装置，又能成为激活个体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应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前沿领域，加大劳动者就业能力培训投入，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结构带来的冲击。

（三）完善分配制度：构建成果共享的制度保障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确保投资成果可以惠及全体人民。在初次分配层面，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健全居民收入合理增长机制，且在分配中优先考虑高技能以及基层岗位。与此同时，应拓宽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为其以多种形式参与资本分配、分享资产增值创造条件。此外，要让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做到能者多得。让创新者能够切实获得更多回报，从而释放人才红利，形成对创新的正向激励。在再分配层面，应充分发挥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功能。完善直接税体系，对高收入群体实施更精准的税收调节。建立全民覆盖、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抗风险能力。在社会保障投入方面，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第三次分配层面，应发挥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补充作用。通过税收减免、简化捐赠程序和加强慈善组织监管等，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运行效率和公信力，推动由原先重视对物质的追求转向追求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相统一。

（四）强化制度协同：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推进机制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仅需要在各自领域深化改革，更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系统协同。“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多维协同机制。在政府层面，应发挥宏观规划和战略引导功能。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的统一框架，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在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中合理纳入城乡居民收入比、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生投资占比等体现共享与协调发展理念的指标，引导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中配置更多资金资源用于民生改善。在市场层面，应充分激发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参与活力。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会自发提升科技创新以及加强人才储备，并间接形成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共进。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等制度安排，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服务供给，形成政府兜底保障与市场多元供给互补的格局。在产教融合层面，应深化科教园区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依托大学城、科学城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布局高标准研发配套设施，突破校企体制壁垒，共建实验室、共担研发课题和共享实习基地，将企业技术痛点转化为高校科研课题，使校内科研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实现产教融合共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1).

[2]韩文龙,林传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J].学习与实践,2026(01):15-26.

[3]李海辰,杨蔚.深入理解“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5(09):36-46.

[4][5][8][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4,683,195,207.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1.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6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12]刘志彪,孙文婷.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09):30-4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福利效应与渐进式路径研究”（编号25CJY1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