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这一目标提供关键支撑。数字技术以创新驱动作用为文化资源活化、生产创新、传播效能提升与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然而，这一进程也面临数字化转型带来本体性危机、产业变革存在结构性矛盾、信息过载导致主体性迷失、文化传播实效性不足等诸多挑战。对此，必须以固本兴元的决心筑牢数字根基，以提质增效的导向培育文化生产力，以凝神铸魂的追求塑造时代标杆，并以融通中外的智慧优化传播体系，从而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关键词  数字技术；文化强国；赋能作用

文化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深层力量，文化兴则国运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1]标志着“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步入关键阶段。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文化为科技铸魂，科技为文化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这一重要部署为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数字技术的系统性整合与创新突破，打破传统行业间的界限，以重塑产业生产逻辑，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承载文化内容的同时，深刻回应人们的精神诉求。作为建设文化强国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加快推动文化数字化转型构成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具有战略重构价值，其为文化的传承保护、内容创作、传播推广与治理管理等各个环节注入新动能。数字技术既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能破解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更能持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拓展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

一、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理路

数字技术与文化建设的融合，是具有深层变革意义的创新实践。其内在作用机理体现在从资源基础到生产创作，再到传播推广，最终延伸至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赋能，共同指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与引导力的全面增强。

（一）数字技术推动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文化资源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3]当前，大多数文化资源以静态实体的传统方式保存，普遍面临保护难度大、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数字技术的介入恰为摆脱这一发展困境提供有效路径，为文化资源的多维再生提供驱动力。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例如，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多光谱成像、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对文物古籍进行无损采集，建立永久数字档案，从根本上缓解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突破时空条件的限制，将原本孤立的文物资源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形态。借助AR或VR技术，大众可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近距离触摸数字文物。这种活化不只停留在视觉层面，还通过运用数据挖掘与知识图谱解析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历史脉络与艺术价值，进而打造数字文化资产，使其成为可供当代文化创新实践的核心素材，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持续动力。

（二）数字技术驱动文化生产的创新升级

文化生产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环节。数字时代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必须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逻辑，尤其是发挥人工智能作为文化内容创作、生产的新引擎作用，通过重构文化生产方式、激发创作潜能、拓宽业态边界，增强文化供给能力、提升文化供给质量。[4]数字技术深刻变革了文化生产的全链条。在生产主体上，数字技术大幅降低文化创作门槛，激发全民创意潜能，形成专业生产内容、用户生产内容与人工智能生产内容三者共存的数字文化生态。在生产工具上，人工智能正逐步突破工具属性，演变为创作主体，辅助灵感涌现、提高创作效率、拓展创意边界，成为高效协作伙伴。在生产模式上，网络协同创作成为文化生产常态，其借助平台技术打破行业壁垒，推动文化生产从个体独立创作向群体智慧聚合转型。这一转变呼应了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核心观点。[5]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数字技术将成为人人可及的文化创作工具，数字文化空间也将成为人们自由表达、丰富精神世界的联合体，使个体创造力的释放真正成为推动整体文化进步的动力。

（三）数字技术提升文化传播的效能水平

文化传播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以更广阔的覆盖范围、更快的扩散速率及更强的交互属性，激发了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对外影响力。在传播渠道层面，社交媒体、短视频、流媒体服务体系等数字传播载体使文化内容实现即时性扩散，辐射全球范围，提升传播效能。例如在短视频平台TikTok上，汉服、汉字、非遗等中华文化主题内容累计播放量已超百亿次，成功将传统文化符号推向海外群体，实现了跨文化的高效触达。在传播模式层面，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传播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互动，受众不只是被动接收文化信息，而能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等多元方式参与其中，形成双向赋能的传播网络。在传播精准度层面，依托技术系统实时捕捉用户行为数据，实现文化内容的个性化定制与精准推送，有效提升受众的接受度与文化认同感，显著增强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此外，数字技术重构了文化认知的维度，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构建出交互传播场景，用户身份由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参与体验者。这种交互消解了文化传播的主客体界限，使文化价值传递呈现出更强的渗透性与持续性。

（四）数字技术促进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治理效能牵涉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生产与市场秩序。数字浪潮下，治理模式正由单向管理走向协同共治，数字技术为其提供了核心动力。一是赋予治理决策的科学依据。借助大数据手段，相关部门可实时采集文化资源分布、市场运行态势及消费结构倾向等关键信息，通过算法分析及时把握公众文化需求变化，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引导。二是塑造高效协同的新型治理体系。文化治理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内生性演进与数字技术时代性变革的深层耦合，这种耦合扎根于文化主体性与治理效能性的双向建构，在文化与治理的辩证统一中彰显社会历史必然性。[6]在技术支撑下，各地智慧文化治理平台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了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构建起统一协调、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新型治理体系，增强了文化治理的民主性与公信力，提升了治理现代化水平。三是拓宽了治理实践路径。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化资源转化与创新的全过程，不仅提升了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也加快了各类文化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与互联互通，更增强了治理体系的联通性、参与性与协同性，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能。

二、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梗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技术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赋能文化发展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在落地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清醒认识这些现实问题，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前提。

（一）数字转型引发本体性危机

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的转化虽能增强文化表现力，但也潜藏着偏离文化本真性的风险。技术介入可能削弱或扭曲文化内核，阻碍价值传递，进而引发数字转型中的本体性危机。当前，部分数字化实践中存在三种倾向：一是技术应用与文化内涵融合不足。一些数字产品过度追求视觉刺激，例如，沉浸式光影展示仅借助声光技术制造奇观，却忽视文化意蕴，使体验停留于表面。二是文化内容存在曲解与空洞化问题。为适应数字平台传播特性，部分产品随意改编或戏谑传统文化，致使文化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生曲解，损害了原有的真实性与严肃性。三是虚拟场景脱离历史语境。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体验虽然能增强文化的可感知度，但由于脱离了文化原本的历史与社会语境，易使受众形成片面认知，从而弱化文化的独特价值与传承根基。因此，在技术转换中守住传统文化的根与魂，成为数字时代文化传承必须面对的根本性命题。

（二）产业变革存在结构性矛盾

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变革的进程中，内部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产业长远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是产业内部发展失衡问题突出。少数大型平台企业借助技术与资本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量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创作者受制于研发能力弱、流量获取难，创新活力逐渐衰退，生存压力加剧。二是数字文化产品的产能扩张与内容提质不同步。数字技术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导致出现大量低品质产品，重量轻质倾向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削弱了用户的信任。三是人民群众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与粗制滥造供给之间错配突出。市场上套路化劣质作品泛滥，难以满足受众对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期待，引发审美疲劳与心理抵触，进而削弱数字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此外，数字文化科技产品研发过程中普遍面临成本、质量、效率三大要素难以平衡的“不可能三角”，限制了创新空间和长期思维的形成，削弱了数字文化企业在技术积累和创新方面的动力。[7]游戏引擎开发、图形芯片设计及核心算法攻关等方面仍受制于人，外部技术依赖构成产业向高端化转型的隐形枷锁，亟须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加以突破。

（三）信息洪流导致主体性迷失

数字技术在引发信息总量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性迷失的潜在风险，这一现象已成为数字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阻碍。一是算法推荐机制通过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将用户锁定在信息茧房中，窄化文化视野。长期受算法支配，用户的多元认知路径受阻，逐渐丧失文化认知的自主性与批判能力。二是碎片化传播模式以感官刺激取代深度解读，使承载深意的文化内容在嘈杂的舆论场域中有时被边缘化，受众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深度思考能力日趋弱化。三是西方数字文化霸权凭借技术先发与传播优势持续输出其价值观念，冲击本土文化认同，使受众在认知上产生依赖，主动性不断消解。三者叠加，导致个体在海量信息中陷入被动接收与价值模糊的状态，文化包容度降低，思维趋向单一，进而严重阻碍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四）数字传播产生实效性滞碍

数字技术虽拓展了文化对外传播的覆盖范围，但传播效果的提升仍面临实效性滞碍。一方面，文化传播中量与质的失衡形成错位矛盾。许多对外传播活动处于渠道与内容脱节的状态，传播声量虽大，却难以与受众形成有效共鸣。内容创作上偏重宏大叙事与宣传式表达，缺乏个体化视角与故事化讲述，导致文化折扣现象持续显现；传播策略上对受众心理特征与媒介环境的地域差异把握不足，复制化输出遭遇文化屏障，加之缺乏在地化创新，难以激发海外受众的文化认同。此外，政策限制与监管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压力，隐私规则提高运营成本，西方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持续影响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中的适配性不足进一步制约传播效能的发挥。部分数字文化产品在开发中未能充分考量不同地区的审美习惯与接受心理，简单的内容移植导致传播受阻，难以有效弥合文化差异，从而限制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三、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纾解进路

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结构性梗阻，需从文化传承根基、产业发展动力、价值引领方向与国际传播效能四个维度来探索进路，通过精准施策破除梗阻，促进数字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助力文化强国建设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一）固本兴元：构建中华文明数字资源库

构建系统化的中华文明数字资源库是应对数字化进程中文化本真性受损的重要对策，也是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根基的关键路径。这一路径的核心要义并非以数字形式取代文化本体，而是借助多领域交叉融合的前沿技术，将文物与非遗的历史价值及艺术特征转化为可持续存储的数字形态，从而延续文化精髓。从技术保障看，数字资源库能够对文化资源进行高精度记录与系统性保存。建设过程中，需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与技术标准，基于原生存放环境完成全息记录，防止信息缺失、简化或曲解。国家有关部门应统筹科研机构与文博单位，制定覆盖全领域的数字化标准体系，对代表性文化遗产开展高保真复制，并融合多学科研究深挖文化意蕴，构建真实、权威的中华文明数字资源系统，确保文化根脉在数字语境中的纯正性。例如，“数字敦煌”项目运用高精度三维建模与多光谱成像技术，已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实现了文物的永久保存与全球共享，有效防止信息失真与风化损耗，为学术研究与远程鉴赏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从传承创新看，数字资源库为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与创新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从古籍善本的立体化呈现到非遗技艺的场景化记录，数字化手段不仅拓宽了获取渠道，也为文化产业开发与艺术创作储备了丰富素材。同时，需建立分类标注体系，明确每项资源的历史背景与传承脉络，避免价值误读。还应提升数字资源体系的开放性与可及性，从分散存储转向互联共享，通过授权机制促进文化资源向研究机构与创作者开放，在确保文化本真性的基础上，为文化传播与创新实践提供“源头活水”，实现中华文明在智能时代的赓续发展。

（二）提质增效：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塑造科技创新引领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促进文化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其发展主要依托三大创新机制：一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驱动文化生产力数字化转型。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速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国家应强化数字文化领域关键技术研发，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协同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同时，依法推动文化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夯实数据基础，提升创新效能。二是以要素配置创新为重要基础，激活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能力。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历史连续性”“和平包容性”等抽象价值内核转化为视觉图像、交互场景等具象化表达形态，有效消解传统符码系统的认知隔阂。[8]相关部门应支持基于中华文明数字资源库的创意开发，鼓励创作兼具文化底蕴、美学价值与科技元素的新型文创产品，破解行业同质化难题，增强产品竞争力。三是以机制创新为制度保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建立适应数字文化产品的市场交易体系，拓宽投资渠道，完善收益分配机制，激发创作者积极性。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不仅能拓展文化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亦能催生出新型文化业态与消费模式，为文化产业不断注入创新动能，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凝神铸魂：建设彰显时代精神的数字文化新标杆

打造凝聚人心、引领风尚、彰显时代精神的数字文化标杆作品是应对信息洪流中主体性迷失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9]文化主体性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这正是数字文化标杆作品必须坚守的核心。要注重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维护创造成果权益，增强文化领域应对风险的能力，为培育数字文化标杆营造优质环境。一方面，数字文化标杆作品承担着彰显中华文化最高水平与精神气象的使命。创作中应充分运用数字孪生、数字图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表达，打造如“数字敦煌”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精品。另一方面，培育此类作品离不开国家、社会与平台企业的协同发力。国家应发挥引领作用，设立重大专项，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社会需夯实全民数字素养，增强民众文化自信与批判思维；平台企业要强化责任意识，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主动推送优质主流文化内容，打破信息茧房限制，构建清朗的网络传播环境。只有多方协作，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数字文化作品，[10]才能在数字时代高扬中国精神旗帜，进而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

（四）融通中外：打造智慧精准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打造智慧精准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是突破文化传播实效瓶颈、提升文化软实力与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路径。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注入全新动能，打破了以往传播模式在时效性、覆盖面与精准度上的诸多限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1]这一重要指示，为推动文化数字化传播转型指明方向。首先，构建数字驱动的精准传播机制，推动文化传播从单向宣传向双向互动。通过建设全球文化传播大数据平台，分析不同受众的认知与偏好，运用智能推送技术实现个性化传播。例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追踪海外社交媒体热点，增强受众参与感与文化认同。其次，推动内容生产的数字化创新，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为顺应国际传播去中心化、共情化趋势，加快传统文化的数字转化与再创造，要鼓励创作短视频、网络文学、数字动漫等既具短平快特点又有文化底蕴的轻量化产品，用世界易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深化平台布局与人才培养，夯实文化传播的载体支撑与人才基础。坚持“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并重，借助海外平台植入中国文化，并培育扶持本土国际化的互联网文化平台走向世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2]要重点打造一支既懂中华文化、掌握数字技术，又通晓国际规则与跨文化交流技巧的专业队伍，为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撑。通过平台与人才双重保障，确保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不仅传得开、扎得下，更能叫得响，助力文化强国建设迈向新高度。

面向未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根基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数字活化与传承，筑牢文化根基；支撑在于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经济基础；引领在于以时代精神凝神铸魂，凝聚价值共识；目标在于融通中外，提升中华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应当立足数字文化建设全局，深化数字技术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固本强基、守正创新，以战略眼光系统谋划数字文化发展路径。通过化解转型带来的阵痛，推动“资源—生产—传播—治理”全链条的良性互动与价值倍增，构建起一条数字赋能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最终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匹配、数字活力迸发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1]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10-24(01).

[2]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01).

[3]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求是,2025(08):4-8.

[4]陈恒,陈之殷.文化强国数字化如何赋能[N].光明日报,2025-08-28(07).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1.

[6]李凤亮.以体制改革与数字技术驱动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14(05):12-19.

[7]解学芳.数智时代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范式——基于“技术—文化—制度”模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4(05):166-176.

[8]杨泽光,陈永杰.新质生产力助推文化强国建设: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当代经济管理,2025,47(06):12-21.

[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

[1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00.

[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

[1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1.

本文系2024年甘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甘肃红色基因传承的实践路径研究”（编号2024ZX027）和2024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甘肃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案例库建设研究”（编号2024YB054）的阶段性成果。

（杨亚雄系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白雪梅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