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地域走向全球，人类历史从民族走向世界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深入剖析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提出世界历史三阶段论，在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批判其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历史形成阶段的有限性与灭亡的必然性。在现代文明冲突的危机之下，代谢断裂与技术异化、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等问题愈演愈烈，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衡无序日益凸显。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于普遍交往与文明对话的重视，对于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论述，对于共产主义文明范式的设想，在时代变化之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内涵，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向好发展，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关键启示。

关键词  世界历史观；现代文明；价值意蕴；人类文明新形态

近年来，全球化深化与文明冲突不断加剧，形成“文明与野蛮”的时代核心之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正是审视这一时代变局、把握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理论武器，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乃至现代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世界历史观”是指关于人类历史如何从民族地域性存在向世界普遍性存在转变的根本看法。马克思世界历史观通过对世界历史及其运动规律的探寻与把握，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解构与批判，清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必然灭亡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产生，并详细论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未来社会的理论实践构想。其理论的普遍性与自我创新性，为全球治理与文明对话提供重要启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向好发展。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建构主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初步形成。马克思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思想，在批判过往一切以“观念、精神、自我意识”为本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开宗明义地确立了“现实的个人”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逻辑前提，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封闭地域向全球整体演进、人类历史从民族向世界转向的过程。其中，马克思牢牢抓住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剧情主线”，点明资本主义扩张产生的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人与人的普遍交往、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要素是世界历史观生成的必要前提，但文明与野蛮相随相生的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世界历史形态的初级阶段而并非完全阶段。马克思通过扬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对人的异化与解放问题的讨论，在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中确立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的未来。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要义：回归现实的哲学革命

人类应该站在理念世界之中定义历史，还是应该站在现实实践之上观察历史？这是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关于历史问题的有力发问。从柏拉图对于“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二元划分出发，善的理念就成为西方哲学根本性的奠基力量，催生西方哲学对于超越现实实体的理念知识的永恒追求。伴随神学与宗教势力的增强，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将人类历史解释为救赎原罪的历程，以上帝意志代替生产力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彻底否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近代以来，黑格尔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寄托于绝对精神这一“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实现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化和世界历史的绝对精神化。[2]青年黑格尔学派如施特劳斯、施蒂纳、鲍威尔等人试图发展黑格尔理论，却陷入了用词句反对词句、反对词句却不反对现存世界的困境之中。费尔巴哈虽然提出了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但是并没有认识到根本的概念，即现实的个人与感性的活动。

面对这样一场席卷而来的德国哲学革命，马克思开辟了新的世界历史观，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生成脉络与运动发展规律，站在全球视角，跨越历史长河，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作出总结归纳。这是对神学统治与历史虚无的双重否定：一方面，他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强调将世界历史主体归还给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以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问题；另一方面，他从物质的实践出发，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描绘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指出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开创的，资本主义扩张催生大工业生产、社会分工细化和交往方式普遍化，“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4]地域性的历史扩大到世界历史的范畴。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生成逻辑：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有别于以往的哲学理论，指出了一条探索新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5]因此，探索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要着眼于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快速发展是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15世纪以来，商品经济长期积累萌发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相伴而来的生产关系进步驱动地理大发现这一必然事件，各民族、各地区不再受限于生产技艺与航海技术，相对平行的单一民族历史走向统一的人类历史。伴随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资本主义时代到来。

世界性的生产消费带来的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是世界历史的显著趋势。分工带来了单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日益明显。世界市场在不同国家间产生了具有文明性质的分工形式，被赋予了权力争夺的属性。率先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压迫仍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这种物质生产与文明制度的双重压迫，使得世界市场伴随殖民统治与文明侵略，国家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包含着资本主义文明对原料产地、生产加工地、商品倾销地的不同规划。世界市场逐渐从出售商品、劳动力的形式转向以资本的输入输出为主导形式，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消灭得愈来愈彻底，民族差异与文化差异被笼罩于资本的逻辑之下，“人的依赖性”变为“物的依赖性”，历史愈来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人与人的普遍交往产生的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圈地运动与手工业革命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共同创造了丧失财产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也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与斗争。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最高历史使命，因为无产阶级是真正的普遍性的体现，即财产和所有权的丧失；是真正的现实性的体现，即反对压迫剥削的生存斗争。无产阶级生存的每一刻都在进行现实的生产与现实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世界历史的主体才真正从理论‘虚构’变为历史‘现实’”。[6]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价值旨归：走向共产主义

世界历史概念需要解决的是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对于过去的、现在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应该最终落脚于未来的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资本主义文明仍包含着野蛮、压迫与冲突，并非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阶段。消灭个人财产与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带领人类进入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才是世界历史的终极导向。

资本主义文明披着“普世主义”的面纱，超越地理的边界，上升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7]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进程，“马克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学者站在所谓进步、文明的立场，以欧洲模式为唯一尺度考察世界其他国家和社会”，[8]驳斥了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的历史终结论与资本主义中心论，提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结论，揭示新旧事物发展更替的客观规律。近年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果已经清晰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频发，其自我调整与完善都借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秀范式，利用社会福利与再分配制度等“减压阀”延缓了自身的灭亡，同时也印证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诊断

“现代性作为一种将人类从非理性及蒙昧状态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人类历史。”[9]在文明进程中，理性化、工业化、技术化等趋势和人类生存价值、社会关系、自然生态之间产生张力，现代性危机日益显现。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价值意蕴首先表现在深刻认识世界，批判过去主导现代化进程的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其生成逻辑、运行机制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深刻剖析与解构，为如何应对现代文明危机提供有力解答。

（一）生存论批判：资本逻辑无解的内在矛盾

“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0]即资本增殖与扩张的无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有限性的矛盾。对剩余价值的压榨与剥削，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的循环构成了资本主义这一巨大机器上不停转动的齿轮。马克思评价这是“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11]资本逻辑在创造文明财富的同时，也不断累积着毁灭自身的能量。

资本逻辑已经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异己力量。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人类文明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向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但未达到自由个性的完全形态。对物的严重依赖异化了人的劳动，无产者与有产者在被剥削与剥削的过程中背离人的本质。“资本主义建立了抽象对具体的统治，使得物与人之间主体性地位发生了颠倒，由此催生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危机”。[12]同时，资本主义通过转嫁危机延缓自身灭亡，将内部矛盾产生的破坏性力量转嫁给外部世界，对世界文明造成伤害，以延缓社会形态变革与自身灭亡的进程。

（二）生态学批判：新陈代谢的断裂与转移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也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3]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便蕴含着人与自然相斗争的特征，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从生存危机中解放出来，市民社会的发达使广泛的个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减弱，人类受自然制约的程度不断减轻，对自然的影响逐渐增强。资本主义出于逐利本性大规模掠夺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商品化、标签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人类不断扩张的社会活动超出了自然所能承载的有限空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急剧紧张，造成现代生态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形成了“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类从生存的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破坏了再生产的可能，不断创造“新陈代谢的断裂”。具体而言，圈地运动使得劳动者被迫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引起农村与城市的分工与对立，造成人与自然地理位置上的分离；工业革命改变了商业贸易，产生大批出卖劳动力而获取生存报酬的无产阶级，造成人与自然依赖关系上的分离。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挑起资源争夺与殖民侵略的战争，实行生态上的殖民主义，将有害环境的生产环节与生产废料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地区，造成全球生态危机。

（三）意识形态批判：文明与野蛮的两面性悖论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成为把握现代文明的核心主线。资本主义文明兼具文明与野蛮的双重特征，也蕴含着文明与野蛮冲突对立的悖论，主要表现为对文明主导权的争夺。在国家内部，现代性对于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的追求将政治异化为谋求利益的手段，将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异化为统治异己的手段。在不同国家之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以经济实力的高低、政治话语权的强弱、依附资本主义文明的与否作为评判标准，对不同国家与民族排列等级顺序。这是对不同民族与文明之间平等沟通、自由交往原则的异化，也是对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背离。

文明与野蛮是“权力话语”的建构，是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课题。世界历史出现以来，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文明定义为先进的、普世的，将非资本主义文明定义为野蛮的，是资本逻辑的主观臆断。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古代商业民族是“以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为基础的”，“在生产民族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14]他们不仅贩卖商品，也传授给落后地区更文明的思想，这样的“中间人传统”也延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自由竞争阶段，殖民掠夺和文化灭绝作为资本扩张的主要手段，本质上是利用先一步发展起来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毁灭其他民族文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对“野蛮”地区的侵略向意识形态领域延伸。20世纪后期以来，以新雅各宾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更强调权力意志的无限扩张，坚持道德“普世主义”和全球干预主义，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实施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控制，加剧国际矛盾与文明冲突。

资本主义文明自诩“文明”实则“野蛮”，绝不是世界历史发展最终的文明形态。毛泽东同志在同拉丁美洲领导人谈话时指出，“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15]资本主义文明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争夺，最终目的是实现文明的同化，“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6]事实上，文明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文明也不只有西方文明一种。它们不应该被放在道德的天平上评判，不应按照另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标准来评判。[17]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本质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对资源与权力的垄断，才能实现资本主义文明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真正跃迁。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现代性文明发展的时代引领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8]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现代性危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价值意蕴同时体现在人们改造世界、发展现代性文明的过程中，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发现新世界，开创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破解现代性文明困境

在资本逻辑重构全球秩序、生态危机突破自然界限、文明交往交织野蛮冲突的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有助于破解现代性文明困境，推动改造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方法论、价值论、实践论三重层面批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穿透资本主义伪造的普世主义假象，将资本主义置于世界历史的运动规律中，为现代性危机提供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其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破解资本逻辑的内在悖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长期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扩大为全球范围的、历史进程的必要环节，将资本主义文明扩大为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马克思通过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将看似无法避免的现代性困境复归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危机，将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的危机复归为资本主义文明侵略其他文明的危机，为开辟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启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其二，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运用劳动价值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构建现代化新标准。只有恢复劳动的本质属性，解放人的本质，建立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真正和解。马克思多次描述了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9]现代化追求的发展不是为了资本无限增殖，而是出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

其三，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运用革命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实践论为实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历史主体与革命动力，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根本方法和实践路径。破解当前的现代性危机需要明确历史主体的“掘墓人”责任，“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要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0]马克思强调改变世界的重要性，并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他呼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这一全球性的、普遍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二）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指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前提，即打破资本主义文明的意识形态霸权。

其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诊断，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阐明世界历史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驳斥了欧洲中心主义狭隘的历史叙事；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矛盾，驳斥了静止的历史终结论；肯定了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交往的积极性，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世界联合才能实现革命，以其共同体思想驳斥了文明冲突论。

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应是资本主义文明同质化进程，要把握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特殊性中总结普遍性课题，有效解决人类文明困境。“自由人联合体”设想兼具全球视野与人类解放精神，是真正跨越国家界限、文明界限的思想成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交往理论，在平等自由交往的基础上，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共赢，促进文明共生并进。

（三）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坚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为解决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其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建设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型现代化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还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革命观的延伸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制度建设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开展生产力革命、制度革命与自我革命，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其二，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扬弃，是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前提下，对多元文明平等沟通与普遍交往的可行性建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马克思理论叙述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它不断积蓄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解放的历史条件”。[21]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冲突，通过互联互通的产业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突破世界市场“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通过跨国经济贸易与人员往来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破除全球化与现代化过程中殖民侵略的资本逻辑，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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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编号21BKS115）

的阶段性成果。

（郭泉英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升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