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代性与资本以及资本社会息息相关。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现代性的建制与安放问题，即何以批判地将新的现代性建基于资本旧现代性之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意义体现在其“明暗交织”的辩证色彩，一是资本逻辑批判之明线，二是抽象统治批判之隐线，两条主线在相互交织、联姻共谋中，共筑起资本现代性的困境本质。藉此，马克思开拓出资本现代性的扬弃之道，即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起点，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基点，最终指向构建“自由人联合体”之未来锚点。若希冀于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回望中前进，就必须立足批判场域并把握其内在融贯的总体性，从而真正科学地诠释何为克服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唯物史观；总体性

“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在对人类社会走向真正自由解放的崇高希冀下，马克思之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同于既往路径，而是一种超脱旧式规定、诉诸全新范式的独辟蹊径。“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其身处现代性正在萌发的历史时期之时，他所面对的社会其实更加不如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家所面对的社会那样清晰。”[2]“现代性”一词未常现于马克思的文本世界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性问题始终是与资本以及资本社会密切交织着的。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现代性的安放问题，即何以批判地将新的现代性建基于资本旧现代性之上。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在“由天国降至人间”的现实诉诸中，探得了与现实最贴切的入口——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第一条主线已逐渐清晰，那便是资本批判的这一明线。然而，另一条主线却常常被忽略，又或者被归结为马克思之于观念意识形态的纯粹批驳，这便是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批判隐线（抑或说近代知性形而上学批判）——“资本关系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3]可以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意义集中体现于这双重主线之中，他藉此阐释出现代性批判的本真意指在于对资本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总体扬弃。“由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勾连和共谋关系，所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一种双重批判”，[4]唯有共同把握着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意义，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才是可能的，也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学说才不至沦为浅显的“话语空转”，落入空泛的抽象普遍者之列。[5]

一、资本逻辑：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明线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面同一。当作为生产要素，其反映为资本增殖的生产资料，此为资本的自然属性；当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连接，一经在生产关系中“自主”发挥作用，立刻就成了生产关系的总体反映，此为资本的社会属性。这双重属性共同决定了资本的生产性质、实际表征及其趋势走向，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并科学阐释了资本逻辑展开何以生发出现代性的诸种顽疾。

第一，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增殖。那么，这种资本的无限制增殖何以存续，又何以使其自身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和“绝对主体”？从马克思的文本看来，这当然不是资本的自然属性使然，最起码不是第一性意义上的使然。首先是因为资本的社会性质，它最开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雇佣、统驭着劳动者，作为人的先前对象化产物的“死劳动”占有了人的现在的“活劳动”，[6]通过剩余价值量的“霸占”抑或是“窃取”来实现自身增殖。社会的物和人及诸种关系都纳入无所不包的资本逻辑中来。进而，自理性启蒙以降的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得不退却、消散了，资本一跃化身为人类社会绝对的真正主体，并经由不断资本增殖持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子化”弊端，即单个人在自然社会面前的弱小无能，使现代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迸发出涌流般的巨大生产力，从而建构起先进的资本社会和“资本文明面”，然而资本的主体化似乎已然表现出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那样至高无上的主体性与同一性特质。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细胞”为起点，揭示出资本的这种特质就是通过“交换”来展现的。也就是说，通过商品的交换体系、交换原则和交换价值，社会的物和社会的人之间才具有可通约性，[7]资本才有了掌控一切的“同一化”神力，这在根本上就是资本本性的自利体现。

第二，以“私有”为底色的资本生产通过人与物的特定形式结合实现增殖并贯穿社会生产始终。雇佣劳动是始作俑者，即“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雇佣劳动成了资本运转的一个必要构件。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得被资本所裹挟，被迫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购得劳动力商品，这种买卖一经完成，资本家便拿到劳动者的“使用权”。如此，劳动便不再是人的对象化实践的本质力量表征，也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相反，这是避之不及的“瘟疫”之源，“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8]不仅如此，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非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并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占有，并且“采取资本的形式”，如此一来，劳动的人和生产资料的物已无质性上的差别，资本“物神”便成了支配一切的“大全者”。马克思指出，在劳资关系中，劳动力的价格由工资来标注，劳动时间由规定的工作时间作记录，工资和工作时间成了劳资关系之见证。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时间、剩余价值各种形式的“抢劫”与“窃取”，竟成了正义的合理。一方面，如果说不论人还是物都只在服务资本增殖的意义上，才有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人彻底沦为资本的奴仆，而无产者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借用”也是在资本逻辑意义上的“人尽其才”与“物尽其用”。另一方面，伴随生产资料日益集中，“资本在场”的社会生产也不断提高自身精细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那些少量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甚至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的资产者也在高强度的资本集中过程中被卷入资本社会的生产中。显然，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中，资本集中的强化和劳动者贫困的深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

第三，资本绝非自然态的物性集成体，而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态”。当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等物质要素被纳入以“交换”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时，它们便不再是单纯的物，而成为资本演运逻辑的外化载体。那么，资本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语境展开，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中，资本现代性都从属于资本这一主导者，其历史规定性需置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考察。[9]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0]资本现代性是内含“自否因子”的历史性产物，而这种历史性是富有辩证意蕴的。一方面，它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由之路，资本生产较之于封建社会，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相对进步的；另一方面，当资本逻辑将生产关系异化为物的依赖关系时，“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基始结构中的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11]这决定了资本现代性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所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延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围绕资本及其实践生产展开来澄明现实社会的思路，以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批判，并澄明资本作为“一种运动”的社会关系本质，即它只有在这种不断运动中才能保存自己。藉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批判的深层目标在于揭露“物”对人的关系的遮蔽，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这三条线索的内在关系”，[12]而这最终指向了资本发展的归宿——“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3]

二、抽象统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隐线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14]马克思认为，“抽象统治”根植于资本生产之中、也加诸于资本社会之上，当资本获得愈加独立完备的主体性，其运行便挣脱了人的掌控。“在资产阶级看起来同质性的抽象空间中，掩盖了内在的货币—资本抽象关系中的暴力和压迫性”，[15]资本如同“无形之手”一般在社会中悄然运转，并由此建立起对整个社会的抽象统治。

第一，资本主义辩护者对资本制度的无批判吹捧，实则是深陷形而上学窠臼的典型表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剖析重农学派关于社会形态“人为的封建制度”与“天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二元划分，揭示出其所谓“天然性”的隐喻悖论，“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6]这一悖论折射出资本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即资本主义诞生后，前现代生产方式必然消亡，仿佛历史在此刻终结，该制度由此获得历史永恒性。这种“历史终结论”的变体，正是马克思所着力批判的形而上学对象，任一先验的经济范畴都不过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17]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复杂社会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的抽象化、神秘化表达。马克思将社会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进而置于生产力发展的生成性、实践性的历史维度中考察，由此将社会形态演进论证为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过程。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社会呈现繁荣景象，早期资本主义对旧制度的取代及其推动的生产力发展、物质文明进步便是如此。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日益凸显，剥削压迫、社会不公与周期性危机等负面现象逐步暴露。从经济危机到生态难题的现代性困境，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症候性表达，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历史过渡性。《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正在于它穿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迷雾”，将资本主义还原为一个充满内在张力、必将被更高社会形态所扬弃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穿透”与“反思”的功能，[18]从而为理解与超越现代性困境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第二，当形而上学与物性存在达成深度“联姻”，各类形式的抽象拜物风气便盛行起来。马克思认为，诸如“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不仅催生了一种异化的神秘力量，更在心理与精神层面塑造了人对“物”的全面依附与自觉屈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资本逻辑与近现代知性形而上学思维的隐秘同盟。在《资本论》中，拜物教的运作机理在资本经济关系中显露无遗，物与人构成了一种可悲的“镜像倒置”。也就是说，物被赋予人格化特质，譬如人的情感、意志与意识，其运动呈现为自主性目的活动；人则沦为物的客体化载体，成为物化运动的被动执行者。如此，物性的客观进程支配着人的意志与意识；物的运动将人的主体性降解为实现自身的中介环节，个体便沉溺于对“物”的病态迷恋而难以自拔。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物性世界与人的存在需在“实践”“感性活动”“对象性关系”等范畴中，[19]才能真正得到彼此的确证。然而，在拜物教盛行之时，个体的实践沉浸于物象与利益的直观表象，贯穿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范畴遭到忽略、无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虚幻景观”必然导致本真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加速消隐。与以往的天神崇拜的那种明确的超自然指向不同，资本拜物教为物披上隐秘罩纱的这种全方位“宗教改造”，是借助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实现的。

第三，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批判，本质上是依托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运行机制的“病理诊断”而展开的。[20]马克思通过资本拜物教批判揭示出，当资本力量将丰富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冰冷的价值形式之时，资产阶级尚未彻底瓦解封建主义体系之际，便已孕育了新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通过颠覆封建等级秩序，使得阶级斗争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的桎梏，首次以“纯粹形式”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它又借助商品生产所固有的物化逻辑，在无形中消解阶级自觉意识的生成土壤。进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它既赋予个体自由与个性以空前的话语空间与价值意义，又通过个人主义化的经济运作条件，将个体还原为交换价值的抽象符号。资产阶级使自身的阶级统治获得了一种超历史的伪装，仿佛资本的权力并非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仅仅是物的自然属性使然。因此，抽象统治批判的理论旨归与实践指向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唤醒。进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旨在揭露资本主义诸种虚幻之境的内在运作机制，更致力于为无产者联合锻造锐利的理论武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已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当工人觉悟到其亲手创造的劳动产品，反而作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统治着自身时，阶级意识觉醒的物质基础便开始形成。《资本论》则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确证，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必然导向“剥夺者被剥夺”的结局。无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心脏，其革命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现实性颠覆——通过彻底变革生产关系、挣脱资本的桎梏，最终实现“个人的自主联合”。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扬弃之道

在“双线批判”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意义已昭然若揭。反思、批判与扬弃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不同侧面展现，也是其一致性和总体性的最佳体现，在综合前提中找到了后续建构的新起点——现代性的扬弃之道，或者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扬弃”。[21]在“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相关议题中，马克思澄明了现代性的困境本质，并从理论、实践与价值的三重向度，勾勒出资本现代性的总体扬弃之道，将理论批判、现实革命与未来建构相统一。

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扬弃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起点。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这一概念，并由此表示出对“旧哲学家们”的鄙夷与决裂。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真正的人，绝非其在政治、经济、观念的任一单独领域上的抽象存在。人具有现实承载性、历史规定性和超越可能性，因而马克思所说的人，一开始就指向“自由”“全面”的最高意义，这是在根本范式上对“自我意识”“经济人”“抽象人本”的超越。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之和”，还强调着物质生产对于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基始性作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从事着不同于“以往哲学家们”、更高维度的“解释世界”的工作，且更多的是想着何以真正地“改变世界”，即经由一种具体、现实的“社会—历史”分析，试图在最根本、最现实的物质基础上生发出真正革命的力量。[22]只有坚决反对既往的、抽象的、分散的个体自我，才能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之中，真正为现代性的探寻找到合理合法的进路。不论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还是对抽象统治的超越，都指向着对现实的人实在境遇的具体分析。这也意味着，要澄明资本现代性的先验抽象的意识形态侵袭，并且由上而下、由表及里地对抽象前提进行现实追问，才能真正厘清人的社会历史性、找到资本现代性的扬弃起点。

第二，马克思的现代性扬弃以颠覆资本生产方式为现实基点。自资本生产方式的出现、发展以来，资本现代性便成了一种实在的进行时态，也是一种将来完成时态。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内在地包含着现实批判和观念批判两条进路。因此，不论是“社会—历史”的资本批判，还是“抽象统治”的形而上学批判，二者都表明，扬弃资本现代性就必须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主体认识和观念而言，“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23]那么，马克思的紧迫任务就是超脱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及其与现代资产阶级的“共谋”。[24]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瓦解资本现代性，包括资产阶级制度、货币、资本等诸多范畴在内的存在论基础。就既有的资本现实统治而言，其以雇佣劳动、强制分工为主要内容，从而使得“现实的人”始终受制于异化劳动、强制分工、私有财产的诸多资本规定性中。在资本现代性所规定着的社会基础中，已然蕴含着扬弃自身的因子。自唯物史观确立以来，马克思便意识到，就宏观层面而言，关于国家、政治和法的诸多范畴及其关系的考察，要由上而下地到市民社会中寻找；从微观层面来看，对现代资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抽象统治”，也要由上而下地在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生产关系）中寻找。如此，以主体向度上“现实的人”和社会向度上“生产关系”的双重确立，并经由无产阶级的斗争革命和社会全面变革，扬弃资本现代性，实现理想而合理的“自由王国”才得以可能。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理论构想中辩证地把握了“破”与“立”的关系，他在批判无前提的资本现代性之时，便已经为新型文明形态自觉确立起坚实的历史前提。

第三，马克思的现代性扬弃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未来锚点。马克思的最终理想与价值旨归是人类解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论所向，也是他思考现代资本社会的存在论和方法论所指。人的解放不仅意味着要把人从自然、宗教的束缚中脱离，更意味着从现代资本社会所规定的诸多物性抽象之中解脱。尽管马克思并未对人类解放作详尽阐释和定义，但在唯物史观的建制和实行中，他已经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真谛所在，即现实社会的生产极大发展、社会普遍交往、生产方式革新的诸多变化。马克思所希冀的新现代性建制过程，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解放，亦即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只有实现对社会中的人的联结和交往方式的复归，超脱既往的原子个体和虚假共在，才能追求一种“共在”联结，即“真正的共同体”。资本现代性的发展是对封建制和神权体系的逐步瓦解，然而，资本权力的加诸与统治使得人对物的依赖成为主旋律，“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均成了物性关系的抽象表征，这便不断孕育着包括无产阶级崛起、社会变革呼声高涨在内的一系列新的革命因子。“自由人联合体”建制于现代社会之上，是对资本演运逻辑和抽象统治的双重超越。只有立于“人类社会”之基，勘破一切外在于人的“他者”统治，才能使“自由人联合体”成为摆脱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形态，真正建构起可望又可及的未来锚点。

总而言之，要辩证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内在统一的，决不能仅从所谓的实证科学、内在观念或纯粹理想去理解、领悟和阐释。“当哲学不得不承担起它批判时代任务的时候，哲学就注定不再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性。”[25]马克思在关于现代性批判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对“资本范畴”“资本总体”的“明线”批判，还是对“抽象统治”“（近代）形而上学”的“隐线”批判，都是马克思所需面临的时代特殊性，二者是历史丰富规定性的极佳表达。当唯物史观表现为先在的既有原则或原理，这不是历史或现实的完结，而是意味着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26]因而，希冀于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回望中前进，就必须立足其批判场域并把握其内在融贯的总体性，从而真正科学地诠释何为人类克服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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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史研究”（编号20BKS134）和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智能传播场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生成机理研究”（编号CX20250454）的阶段性成果。

（肖霖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浩斌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