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共鸣: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逻辑机理及时代启示
摘 要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以时间维度来反思现代生活,揭示了晚期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加速现象,这导致了主体与世界的疏离,人们陷入了倦怠与虚无的“新异化”状态。在深入考察现代人的生活境遇后,罗萨建立以重塑美好生活为旨归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同时,罗萨积极探索扬弃“新异化”的现实道路,以共鸣作为重建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桥梁。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对于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旨归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具有内在契合性,从社会加速视角审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启示。
关键词 “新异化”;共鸣;社会加速;美好生活;罗萨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现代人面对时间加速流逝却无可奈何的内心独白。伴随着时间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现代人似乎普遍陷入时间性的生活困境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对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作出诊断:加速已然成为晚期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这导致人们与空间关系的断裂、对物界掌控的丧失、行动自主性的消解、时间体验的碎片化以及自我认同的危机,人们与世界相脱离,与美好生活渐行渐远。在罗萨看来,晚期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社会发展到高度复杂化、加速化的历史阶段,其表现为:社会加速既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也成为消解主体自主性的异化力量,形成现代人的时间性生活困境。在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及其同门耶吉的异化概念后,罗萨将这种人与世界“无关系的关系”的生活困境定义为“新异化”。基于社会现实,罗萨从社会加速的角度对异化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在批判晚期现代社会病状中积极探寻“新异化”现象的解决路径,并以实现人的美好生活为目标建构起其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一、社会加速的生成逻辑与内涵特征
“美好生活何以可能”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核心命题,始终牵引着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深层探索。罗萨通过对现代性时间结构的考察,揭示了“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加速的历史”。[1]加速已演变为晚期现代社会的本体性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体验。然而罗萨认为,社会加速在推动美好生活实现的同时,也让现代人感受到压抑和脱轨的生活困境,陷入“新异化”的洪流中。
(一)现代时间结构的嬗变
时间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标尺,深刻影响并规范着人们的生活与实践。然而伴随社会加速运行,时间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形态中,个体生活主要依据自然时间进行规划生活,形成了诸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稳定、循环的生活节奏。在晚期现代社会中,这一稳固的时间结构被显著改变:个体越来越依赖主观的时间感受来把握和划分生命历程,自然时间的规范作用相对减弱,不同时代的人们也因此展现出鲜明的差异化时间体验特征。并且,现代时间被划分成高度碎片化的零散部分,各种活动被赋予时间尺度,如工资获取就是跟工作时间直接相关。随着科技发展,工作不再受到空间限制,人们能随时随地地接受事务信息,这要求人们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导致工作时间对生活时间的侵占。
现代时间结构的嬗变促进着社会加速发展,标志着主体丧失了对时间的本真性占用,主体不再根据内在需求来自由支配时间。这导致现代人的生活境遇虽在物质层面获得显著改善,却与美好生活构成了深刻的二律背反,“现代性的加速程序变成了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并使得加速所暗含的‘幸福的承诺’必然破产”。[2]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生活中,承受着时间困境的人们却沦为“滚轮上的仓鼠”,在持续的竞速中承受着匮乏的精神世界。这种时间困境的肇因在于社会加速对人们生活结构和时间秩序的殖民化过程,社会加速逻辑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间性贫困”。
(二)社会加速的三重面向
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变革性发展推动着生活领域的全面提升,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境遇。然而,现代人在享受着现代成果的同时,却陷入了西西弗斯式的生活状态,时间体验在效率至上的生活中被压缩,导致人们感受到压抑和疏离。基于社会现实,罗萨揭示了“加速”在科学技术、社会变迁、生活步调三个维度的表现形式。
第一,科学技术加速。罗萨将其定义为“在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3]在晚期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体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体现出加速的发展趋势,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意识,“空间先于时间”这一传统经验不再存在,即人们通过空间感知的变化来获得时间流逝的传统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时间似乎逐渐成为压缩或消灭空间的手段,空间开始在晚期现代社会不断丧失其重要性。
第二,社会变迁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体现在生活经验和结构变化,从早期、经典和晚期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稳定周期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职业领域也从继承制到每代变化,再到晚期社会的多样化职业选择。这种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稳定性变化直接反映了社会变迁的速度,随着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频繁变动,人们必须不断适应新情况,加速社会生活节奏。
第三,生活步调加速。晚期现代社会中的“时间”越来越成为稀有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感到时间的匮乏并因此而产生恐慌情绪。罗萨将其界定为“在一定的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4]即人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生活节奏加快意味着在单位时间内活动增多,这种加速既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也重塑了主体的时间体验模式。
(三)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
社会加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新异化”的社会病症。要破解这一现代性困境,必须深入把握社会加速发展的生成逻辑。在分析社会加速的表征后,罗萨进一步解构其深层的社会根源,从竞争逻辑、文化观念、封闭循环三个方面,阐释了晚期现代社会加速发展的推动机制。
第一,社会加速中的竞争逻辑。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竞争逻辑已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成为推动加速的核心动力。经济领域表现为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竞争优势;生活领域则体现为竞争逻辑影响着个人成就、教育和消费水平等方面。基于竞争逻辑,现代社会的分配原则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现代人可以通过竞争改善个人发展和谋求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二,社会加速中的文化应许。晚期现代社会强调世俗生活,加速被视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预言”,类似于宗教对“生命永恒”的承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积累物质财富和丰富体验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种文化观念驱使人们不断加快生活节奏。然而,科技进步增加了自由时间,但体验速度却赶不上选择的增长,导致人们陷入无尽的忙碌。“此岸世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似乎成为人们唯一的竞技场,在此岸世界的一切体验仿佛是一桌‘最后的晚餐’。”[5]
第三,社会加速中的循环系统。社会加速形成了自我循环的运作系统,科学技术加速虽旨在缓解时间压力,却通过提升效率反向加速生活节奏;生活节奏加速又推动社会变迁速率提升,导致“现在的萎缩”;社会变迁加速进一步强化了主体的竞争压力,迫使人们持续调适以适应社会变化。这种循环机制使社会呈现出内生性的发展动力,最终塑造了晚期现代社会呈现持续加速发展的状态。
二、“新异化”的症候与扬弃路径
从主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出发,罗萨揭示人们的生活境遇呈现出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新异化”状态,探析了“新异化”现象在加速社会中五重维度的表现形式,并探索出了共鸣方案,主张通过重构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回应性关系,在社会、存在和物质三个层面建立起主体与世界间的“共鸣轴”,以解决“新异化”现象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
(一)“新异化”的症候表现:从空间异化到自我异化
第一, 空间异化。大卫·哈维曾指出,时间造成了空间的消弭,在信息社会中空间被压缩为密切联系的“地球村”。[6]现代人越来越重视时间资源,争取时间上的优势,而越来越忽视空间的作用。社会加速导致流动性增加,削弱了人与世界的联系,传统空间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人们难以对空间产生认同,原有的归属感和熟悉感逐渐丧失,最终导致人与空间产生了断裂的情感认同。
第二,物界异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对象物构成了“物界”,物界内化于人自身,成为人们完成身份建构的重要载体,“变成我们日常体验、身份认同、生命史的一部分”。[7]然而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物品更新换代的速率超出了主体的适应能力,这削弱了人对物界的掌控。“人不再是物界的主动的创造者与掌管者,在加速逻辑面前,人反倒成了物界的被动追随者。”[8]
第三,行动异化。在竞争逻辑和效率至上的社会生活中,主体的行为与其需求产生结构性分离,即使出于自愿。这是因为人们在加速社会中越来越难以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更倾向于短期满足而非长期收获,行动标准也变为追求更多的事物和体验,然而却忽略了行动的真实体验,导致人们陷入存在性的迷失状态。正如罗萨所说:“后现代当中的主体倾向于‘遗忘’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9]
第四,时间异化。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事物的体验和记忆都成为一种片段化时间体验形式。科技加速使人们在劳动中感受到碎片化的时间体验,日常活动变成了孤立的片段,难以形成连续而有深度的生命叙事。人们尽管每天都在忙于各种活动,但实际上体验到的却是缺乏深度记忆的生活。因此,尽管社会加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体验似乎更加贫乏。
第五,自我异化。自我异化是指人们与现实世界的异化关系,形成“无关系的关系”。在加速逻辑的影响下,主体无法与现实世界建立良好联系,不能通过与时空、社会关系和物界的接触、认识的人和各种实质性联系而确立稳定的自我认知。这表现为,人们不再对他人和世界感兴趣,丧失了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能力,使人们陷入存在性的孤立。
(二)“新异化”的扬弃路径:建立共鸣
罗萨提出的共鸣关系本质上是主体与世界重建联系的辩证关系,其区别于“无关系的关系”的“新异化”状态,而是“有关系的关系”,即主体与现实世界实现良好互动。在其价值面向上,共鸣关系是罗萨扬弃“新异化”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生活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质量的问题,即一个人对世界的体验和定位的方式,一个人占有世界的质量。”[10]因此,他致力于实现人们与世界良好关系的复归,探寻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道路,这深刻体现出罗萨对现代人生活境遇的存在论关怀。“新异化”和共鸣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新异化”的诊疗方案,共鸣意味着如果没有“新异化”现象,共鸣也便失去意义。罗萨指出:“创造性的共鸣是一场适应性改变世界的斗争的表达和结果,如果一个人在现有情况下总是感到完全舒适,这应是不可能的。”[11]也就是说,在完全和谐的关系中,异化与共鸣都是不会存在的。罗萨认为,共鸣的意义在于主体无法调和异化状态所带来的痛苦,共鸣关系并不是在主体对异化客体的否认或抵抗,而是主体感知自身超越异化状态而重新建立与世界的和谐关系。
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期盼,“人们的生活境遇是评判美好生活的根本标准”,[12]而“新异化”使得人们在社会加速的浪潮中无法探寻并实现自身价值,最终走向主体的虚无的生活困境,与美好生活渐行渐远。因此,扬弃“新异化”就要重新建立其主体与他人、事物和世界的和谐关系。罗萨以此建构了三种“共鸣轴”:“水平共鸣轴”“对角共鸣轴”和“垂直共鸣轴”。首先,主体与他人之间的“水平共鸣轴”。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主体被迫进行持续的加速状态,这种现状导致主体与他人间的工具化倾向。“水平共鸣轴”代表了主体间的横向社会关系,它通过重构主体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无条件情感联结,为异化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修复的可能。其次,主体与事物之间的“对角共鸣轴”。“对角共鸣轴”是人与物质世界之间形成的共鸣关系,在罗萨看来,“对角共鸣轴”“不仅指除了现实世界之外的特殊诗意体验形式,而且还包括作为日常的关系模式”,[13]这种关系通过物质实体体现。最后,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垂直共鸣轴”。“垂直共鸣轴”连接人与自然,反映主体与世界纵向关系,涵盖宗教、自然、艺术和历史等领域。“一个人对宗教的态度,最终归结为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经验以及与世界的关系。”[14]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共鸣渴望通过自然、艺术和历史等多方面表达。
总的来说,罗萨通过加速、异化与共鸣构建其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核心,揭示了“新异化”是社会加速的必然后果,是晚期现代社会的时代病状。在晚期现代社会的加速洪流中,人们与传统空间结构的关系逐渐消弭,与物界的亲密联系被打破,其情感认同也一并丧失,人们在片段化的时间体验中无法构建自身与现实世界的良好关系,在虚假化的行动导向中丧失感知世界的主体性,最终走向孤立化的生活感受。在社会上升逻辑和竞争逻辑的规制下,人们逐渐适应性接受加速社会中无形的异化力量,放弃了对主体性的把握和对生活境遇的审视,而成为时间的奴隶,最终走向了与现实世界“无关系的关系”的“新异化”状态。怀着对现代人生活境遇的深切关怀,罗萨积极探索扬弃“新异化”的现实路径,以“共鸣关系”的本体论建构以实现主体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复归。
三、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时代启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凸显,社会层面的加速问题及生活层面的异化问题越来越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阻碍力量。因此,深入反思社会加速现象、走出“新异化”的桎梏,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重要议题。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实现美好生活为主旨,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美好生活、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分析框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启示。
(一)把握经济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统一
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是围绕着人们的美好生活问题展开的,他基于社会现代化考察了“何为美好生活”,以批判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为何生活不美好”,并为“美好生活何为”积极探索了实现路径。在罗萨的视域中,美好生活的阻碍力量来源于加速社会造成人与世界失去了联系,陷入了“新异化”的状态,使人们丧失了感知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在社会加速的影响下,人们频繁地改变住处和物品而不能与所处环境及物品产生亲密感,在各种规制的支配下做着自己本不想做的事,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无法感知自己的生活,并感受到对时间的匮乏和无奈。正如罗萨揭示了社会加速的辩证性矛盾:科技进步本应通过提升效率创造更多可支配时间,而享受更加自由且美好的生活,而现实中人们却越来越感受到严重的时间匮乏,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人们与美好生活渐行渐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深刻地折射出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体现在对物质生活的更高要求,还体现在精神文化生活等其他领域。然而,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我国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显著的加速趋势。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物流运输等技术的革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体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罗萨所描绘的生活困境。正如很多职业群体普遍面临着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边界消解,他们需要“随时在线”的工作状态、常态化加班以及持续性的技能更新,以确保维持自身的工作和地位。在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们陷入“加速—焦虑—再加速”的恶性循环,感受到对时间的忧虑和无奈。要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重构工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的时间主权,把被侵占的生活时间归还给劳动者,同时通过培育人们对生活节奏的调控能力以增强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力。因此,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启示,要把握经济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统一,既要充分发挥社会加速带来的效率提升,又要警惕时间异化对生活质量的侵蚀,要重视时间这一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让人民在生活中拥有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二)促进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协调统一
罗萨深刻揭示了晚期现代社会加速运行的内在矛盾,引发了人们对发展速度过快的关注和担忧。从科学技术加速到生活步调加速,罗萨系统论证了社会加速的两重性,发展速度与人们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如若没有把握社会加速现象,就会造成社会众多领域的“去同步化”趋势,人们将陷入“新异化”的深渊中。从本质上看,这一困境反映的是发展进程中“量”与“质”的辩证关系。社会加速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力,其价值实现必须以发展质量的提升为前提。只有在合理发展速度的条件下,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实现社会在加速背景中的平稳发展。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应该是协调统一的。一方面,发展速度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衡量指标。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是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际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在重视发展速度的同时要保证发展质量。如果仅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必然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5]这要求我国坚持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等方式,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
罗萨深刻揭示了现代人面临的生活困境,人们在加速社会中与赖以生存的空间、赖以生活的物界、立身之本的行动、生存必需的时间乃至自我等都发生了异化,容易产生倦怠、忙碌的生活感受。在现实生活中,竞争逻辑的普遍化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面临严峻挑战,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导致精神生活的贫瘠化,无法感受美好生活。因此,要构建美好生活,就要打破“新异化”的桎梏,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要重视其精神生活的满足,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和谐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统一。物质条件是生存与生活的基础,温饱问题是物质生活的必要前提。精神生活是人们感受生活的源泉,只有拥有丰满的精神生活,才能把握美好生活的价值尺度。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日益显现其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6]因此,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持续推动物质财富的增长,夯实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二是要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应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增强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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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易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