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从坐标方位、要素结构、价值内核与本质属性四个方面赋予了数字生态文明以特殊意涵。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下，数字生态文明是扬弃工业文明的中华现代文明，是一种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是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的文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在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做到：恪守开放性，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注重系统性，以“五位一体”思维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弘扬人文性，实现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交融共进；彰显人民性，围绕增进民生福祉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数字生态文明；内涵特征；建构路径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1]在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与世界数字变革加速的背景下，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相互交织、深度融合，为人类文明谱系孕育了一个新的文明样态——数字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赋予了数字生态文明特殊意涵。促进数字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融通，既是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发展要求，也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数字生态文明的出场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化成果的概括凝练，也是中华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归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与发展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出场奠定了时代基壤。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出场提供了历史镜鉴。肇始于17世纪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形态，凭借其强大的扩张动能与技术革新优势，迅速席卷全球生产体系，缔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形态，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深入审视其发展轨迹，这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的文明范式，在创造惊人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陷入了多重危机，诸如人类世的生态断裂、人的主体性消解、社会关系的异化等。这些内生性矛盾不仅解构着既有的工业文明成果，更成为了威胁人类文明存续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危机。算法霸权导致社会极化、平台经济消解劳动价值、数据殖民主义重构全球不平等危机接踵而至。在工业文明的既有框架内小修小补已无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阴影。只有将生态文明理念与数字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演进。在这一背景下，数字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工业文明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应运而生。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孕育的新质生产力构成了数字生态文明出场的动力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文明演进与物质生产方式相联系，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数字孪生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生产要素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转向数据、算力、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型要素。“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正悄然形成。这种新的生产力质态集中反映了数字生产力的主流趋势和内在要求，又在价值理念、发展范式、交往方式等方面与绿色生产力有着内在契合，[2]呼唤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形态。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跃升，也通过劳动资料革新、劳动对象迭代、劳动者转型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出场积累了驱动力量。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沉淀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出场提供了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3]随着新一轮信息革命与产业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推向融合，二者的交汇也从量的积累迈向了质的飞跃。数字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在数字文明基础上的蜕变和颠覆，但并不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完全摒弃和替代，其内蕴于生态文明之中，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可以说，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绿色化、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成果积累，就不可能有后来数字生态文明的飞跃。数字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在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范式继承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新型文明形态，是生态文明与数字生态相互交融所结出的文明果实。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数字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

数字生态文明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文明交汇点，既是生态文明数字化的演进形式，也是数字文明生态化的实现路径。[4]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数字生态文明融汇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与全球化、数字化、绿色化等时代特征，以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共生为核心价值导向，是一个由数字生态经济、数字生态政治、数字生态文化、数字生态社会与数字生态环境构成的文明有机整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数字生态文明以数绿融合的内在逻辑重塑人类文明的基本结构。这种重塑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人类文明形态基因的深刻重组，可从坐标方位、要素结构、价值内核与本质属性四个方面理解数字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

（一）坐标方位：扬弃工业文明的中华现代文明

不同时期的文化凝结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同一时期因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同，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也不同。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方位与空间呈现迥然相异。数字生态文明坐标也可从时代与空间两个维度加以综合考量。

一是时代坐标。就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言，人类文明演进是一个从落后到先进、低阶到高阶的动态过程。诚如马克思所言，后一文明总是在前一文明的“胚胎”中孕育出来，是在前一文明继承下来的既有条件下创造新的文明。不可否认的是，工业文明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其本身也具有无法克服的“逆生态”缺陷。相较于工业文明，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路径更为先进、发展理念更为合理、资源配置也更为优化。数字生态文明以工业文明所创造的数字成果为依托，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牵引，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二是空间坐标。就人类社会历史的形成而言，不同地域、时空、方位的民族、国家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5]数字生态文明缘自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开展的与数字化、绿色化相关的生产、生活、交往等各类实践活动。从空间呈现看，数字生态文明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相应具有中华文化的独特文明基因与文明架构，并深刻融合了全球化、数字化、绿色化等表现时代特征的文明因素，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积极因素，又兼容了新时代特征。

（二）要素结构：“五位一体”的全要素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数字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

一是物质要素。在研究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社会生产力视为文明形态物质要素的核心本质，并从科学技术、生产工具、产业发展等方面展现了物质文明的内容构成。[7]数字生态文明物质要素的内容构成也相应包含数字生态技术、数字生态产业、数字生态生产、数字生态劳动者等。二是政治要素。数字生态文明的政治要素指数字生态治理体系的重塑与创新，具体表现为数字生态政治制度、数字生态政治意识、数字生态政治主体以及数字生态治理中形成的政治关系。三是精神要素。数字生态文明的精神要素指数字技术全面进入文化领域并助推生态文化的创作、制造、传播、消费全面转型，由此衍生出虚拟环保社群文化、气候代码诗学、算法环境主义、环境黑客文化等新兴文化形态。四是社会要素。数字生态文明的社会要素涵盖人类改造与建构数字生态社会、塑造绿色智慧生活方式、维护数字生态社会秩序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包含绿色智慧家居、绿色智慧医疗、绿色智慧出行、绿色智慧城市、绿色智慧社区等。五是生态要素。数字生态文明的生态要素是人类开展数字生态生产生活实践的自然环境基础与数字网络环境，由实体生态要素与虚拟生态要素构成。

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文明要素相互联系、彼此协调，共同构成了数字生态文明的结构体系。在数字生态文明的结构体系中，物质要素居于基础性地位，对数字生态文明的产生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政治要素与精神要素分别居于文明结构体系中的第二级与第三级，直接由物质要素决定并对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与必要条件。社会要素与生态要素则是数字生态文明的派生结构，由物质要素间接决定并为物质要素提供基础保障。五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生态文明的有机整体。

（三）价值内核：以和谐共生为内核的普惠文明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中人与自身、社会、自然关系的对立冲突，由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共生图景。相应的，数字生态文明也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主体的压抑与支配，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数字生态文明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议题。[9]数字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上强调要以生态化引导数字文明建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推动数字技术的生态化应用，破除了人类在技术研发与应用过程中的诸多错误观点与做法，特别是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相融合，修复数字化转型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创伤，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带来的生态危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数字生态文明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基于对人的发展形态的考察，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遵循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的发展链条。[10]资本主义文明中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对立与冲突，以“虚假的共同体”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据霸权、算法垄断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数字生态文明则蕴含着“主主平等发展”的价值主张，主张以“人的逻辑”而非“技术的逻辑”“资本的逻辑”重构社会秩序，建立“共生”而非“二分”的人际关系。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确立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数字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表征“绿色智慧”特征的文明形态，囊括了人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发展性需要。新时代，人民对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生活、生态治理、绿色经济、绿色生活等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生态文明强调要将一切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发展置于增强人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语境下，将文明成果增长转化为人认识自身真实需求、满足自身真实需求的实践能力，进一步推动人与自身的和解。

（四）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文明是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高级文明形态，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前置阶段。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必须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阶段，即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数字生态文明作为这一文明阶段的实践成果，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

一方面，数字生态文明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数字生态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准确理解数字生态文明根本性质的前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领导力量，以先进的指导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以及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保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世界各国数字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探索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道路，让建成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具备了理论可能与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数字生态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逻辑。人民群众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文明形态演进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也表征着建设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逻辑。因此，建设数字生态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1]数字生态文明呈现出强烈的人民性立场，这种人民性不仅体现为数字生态文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表现为以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人类文明和谐共生，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进程的有机统一。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数字生态文明的建构路径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建构的数字生态文明具有特殊的意涵，这为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树立“五位一体”的系统思维、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并重以及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共同构筑了数字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

（一）恪守开放性：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数字生态文明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有的文明基因与文明架构为根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意蕴，又摒弃了西方工业文明资本逻辑，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和合普惠”文明。在这一意义上，数字生态文明是辩证综合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2]这就需要恪守开放性，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于文明的“多”实现数字生态文明对多元要素的“合”。首先，社会主义文明本质为理解数字生态文明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建设数字生态文明不是将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简单叠加，而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法律制度、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整体的“破旧立新”。其次，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取之有度”“先义后利”等传统智慧与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深度融合，为建设数字生态文明提供了丰沛的文化滋养。最后，要清醒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双重面向。一方面，要吸收借鉴西方工业文明在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标准化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其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透支、技术垄断异化及消费主义陷阱，避免重蹈“数字黑色文明”的覆辙。

（二）注重系统性：以“五位一体”思维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数字生态文明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蕴含着全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联系的系统性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3]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要素结构体系的系统性特征不仅表现为各要素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还体现为多要素间相互影响，最终推动数字生态文明整体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时代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五位一体”战略思维，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在技术层面，加强对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物联网、环境监测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效稳定的技术基座。在制度层面，出台数绿协同行动指南，推进数字政策与绿色政策的深度融合，构建多级联动、立体高效的数字生态文明政策体系，从顶层设计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同向发力、形成合力。[14]在认知层面，全面普及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全民数字生态文明认知水平与责任意识，促使其深度参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三）弘扬人文性：实现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交融共进

数字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超越“征服自然”思维，以“主主平等发展”的价值主张超越“人对物的依赖”，以“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超越“资本发展”逻辑，因其驳斥技术决定论、关心人的真正需求实现、弘扬人的主体性而体现出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为此，要充分把握数字生态文明中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关系，将工具理性之真与人文理性之善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数字生态文明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凸显道德伦理、人文价值与人类利益，以人文理性引导工具理性发展，推动数字文明成果研发应用朝着人文理性所要求的人文化、文明化、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确保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背离人的主体地位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5]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数字孪生、AR、AIGC、社交传媒等数字技术扩大人文理性传播覆盖、创新人文理性表达形式，增强人文理性的传播效能，有效推动数字生态文明的人文意蕴与时俱进、自我完善。

（四）彰显人民性：围绕增进民生福祉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6]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引导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要始终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价值基准，推动建设人民至上的数字生态文明。一是在凭借数字技术创新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转型的过程中，要以改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为抓手，实现数字生态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二是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化创作、生态文化传播、生态文化消费各环节的全面转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7]三是要运用智能算法、区块链技术、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搭建公正透明的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平台，为人民更便捷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持，以此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民生福祉。四是以生态化理念引导数字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促进数字技术变革与数字社会建设成果的“生态化”与”普惠化”，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从生活场景中切实感受到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正向影响力。[18]五是在将数字技术创新运用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过程中，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满意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评判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标准，谨防对生态元素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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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研究”（编号23ZZA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