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一反当时空疏虚玄的学风，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这种学以致用的“有用之学”主张工商为“生人之本业”，将工商业置于圣王治天下民生的重要地位，这是对传统商贾歧视的率先突破。东林学派肯定商人也可成为道德高尚的贤人，对商人提出“商之正道”的道德要求。东林学派在实学思想的指导下恤民尊商，书院教育向工商业者开放，表彰亲友的义商之举，为减免商税、伸张商贾冤狱而奔走上书，维护工商业者权益。无锡近代工商业者以实业报国为志，正得益于东林学派家国天下、经世致用和恤民尊商的实学。

关键词  东林学派；实学；工商名城；无锡

近百年来，江南“小城”无锡在现代商业文明进入传统农业中国的时代浪潮中异军突起，为众人瞩目。无锡工商业的崛起绝非偶然，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为其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东林学子打破士商殊途的传统，主张工商为“生人之本业”，对商人提出“商之正道”的道德要求，他们恤民尊商，为工商业者的权益奔走上书。在东林学派家国天下、经世致用、恤民尊商的实学思想影响下，无锡近代工商业者以实业报国为志、以德行道义为尚，使无锡成为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典范。

一、东林学派经世致用之实学

东林学派始于明中后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流派。南宋以至明中期，“东林”指涉的是杨时所创的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1550年—1612年）、高攀龙（1562年—1626年）为首的学人重修东林书院，阐扬程朱理学，东林由“书院”转向“学派”始著于世，赵翼（1727年—1814年）言：“缘万历中，无锡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东林书院，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慕之。”[1]

东林学派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张“由王返朱”，反对空谈心性的蹈空之学。时下阳明心学盛炽，以管志道（1536年—1608年）、周汝登（1547年—1629年）为首的王门后学主张现成良知。东林学派以王门后学为论辩对象，反对“王学禅化”，顾宪成于《虞山商语》批评他们“以学术杀天下”。东林学派定期组织会讲，讲学以朱子学为正宗，顾宪成《东林会约》以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为法程，明确规定宣讲四书。东林学人编刻程朱著作，并著《小学纂注》《朱解孝经问业》等阐明正学，张夏、胡慎三等人编著《洛闽源流录》《圣学源流录》梳理学脉宗谱。尊朱著作中，高攀龙《朱子节要》对江南一带的影响尤为深远。

东林学派继承洛闽学术，由此发展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本体论上，东林学派主张“小心尊性”。与阳明学强调本心良知不同，《东林会约》主张学问之要在“性”不在“心”，以“识性”“立志”“尊经”“审几”为“四要”。顾宪成以“性”为“矩”，“矩”即“规矩”，侧重天理的客观面，强调理学的规范作用。东林学派阐明“性善”之旨，主张学问不可虚玄，必要“致用”。反对阳明后学由“无善无恶心之体”为本体的思想体系，认为此说必然导致善恶界限的模糊。工夫论上，东林学派主张“居敬穷理”“格物致知”回复本体。顾宪成说，“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功夫，只是‘小心’二字”。[2]顾宪成以“不信心”的立场，要求人斩断私欲，以周敦颐（1017年—1073年）“无欲”的工夫回到真实的德性世界。“敬”的工夫合内外动静，使本体工夫本来合一，使“天理”之“性”自然展现。高攀龙的工夫论独揭“格物”与“致知”的关系，提出学问之道必从“格物”入。真正的“格物”是“反求诸身”，学问要“在人伦、庶务、实知、实践”中，而不是“在灵明、知觉、默识、默成”中“任心而废学”。“格物”是格“主意”，在行事待物的过程中看到人性之善。高攀龙之子高世泰（1604年—1676年）笃守高攀龙之学，尤以朱子《大学格物补传》为圣学切实要领工夫。朱子学这种“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工夫主张要在切实的事物之上踏实用功，这是见事见物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学问也为发展自然科学等专技实用之学提供了理论准备。理气论上，东林学派并不因重视“理”而偏废“气”，反倒因为主张格物穷理的工夫而注重通过“气”上的实践实务体察性善，注重“气”对于道德之“理”的促进作用。东林学派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问，提出“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实学思想。如黄宗羲（1610年—1695年）评价其父——东林名士黄尊素（1584年—1626年）所言，“以开物成务为学，视天下之安危为安危”。东林学派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发展出着眼具体事物的实学，发扬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改革弊政，提倡“有用之实学”。

“有用之实学”具体为何种学问？顾宪成说：“圣王之治天下，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民士、农、工、贾，其法礼、乐、刑、政，其位君臣、父子、夫妇，其病医药，其死埋葬祭祀。故孟子论王道，始终不外农桑、田宅、鱼鳖、鸡豚、狗彘之间，养生、丧死、庠序、孝弟之际，非有空虚无据之理，高远难行之事，所以为圣贤有用之实学也。”[3]

顾宪成指出，所谓“有用之实学”表现为具体的礼法制度和眼前的人伦日用，这既不是没有根基的“空虚无据之理”，也不是空谈境界的“高远难行之事”。儒家的最高理想——圣王之治，在经典文献中也就体现在礼制、衣食、法度、亲伦等事务上。格致之学正是学圣贤之道，如圣贤一般将学问之道切于实处，于具体日用事物下功夫。顾宪成所论圣王之治中，“士、农、工、贾”中工、贾皆为圣王治下之民，“农桑、田宅、鱼鳖、鸡豚、狗彘”等货殖之事也被纳入圣贤有用之实学，这为重商思想打开了理论空间。东林实学正是在此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之下，将工商业置于圣王治天下民生的重要地位，打破了儒家社会歧视商人的传统，形成了尊商重商的思想。

二、东林学派实学视野下的重商思想

在明中叶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东林学派率先实现了由传统儒家重农抑商向重商护商的转变。嘉靖、万历年间，北方“漕吴而食”的依赖程度加深，江南地区粮食总产量约在4000万吨到5500万吨之间。无锡商贾云集，丝织业、棉纺业、造船业、砖瓦业发达。《吴邑志》记载江南丝织业，“绫锦纻丝纱罗绸绢皆出自郡城关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4]百姓民生仰赖工商，《西台漫记》记载：“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5]在这时，封建统治者加剧了对富庶江南的盘剥。明神宗懒于朝政、奢侈淫逸，供奉不足便差遣矿监税使以采矿收税为名掠夺金银与奇珍异宝，民生多艰。[6]

基于社会实际，东林学派着眼于百姓民生，突破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桎梏，转向重商恤商的思想，提出工商亦为本业、商人也可为贤人、商人也有“正意”。东林实学主张商贾为圣王之治的具体内容，“工商亦为本业”。与顾宪成并称“三君”的东林学人赵南星（1550年—1628年）从社会地位与伦理道德两方面肯定了商人这一职业。赵南星在为商人所作的寿文中，直言“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7]商人由“末业”跃升至圣王治民的“本业”。传统社会对商人最大的批评在于先利后义、善于智巧、贪得无厌的道德瑕疵，“贪而巧”是士商殊途的思想鸿沟。赵南星开创性地反省以往对商人的道德批评，指出：“然则士者皆贤人耶？农工商皆不贤人耶？”[8]主张商人也可与士大夫一样成为贤人。如邹时雨、雷仰西等“商之贤者”雅好读书、善事父母、友于兄弟、周急济困的善德懿行，这正是商人为贤人的表现。时人以商业为归隐之途的“商隐”之说，反而是拘泥于世俗，求官好仕进的言论。商人修身亦可以为“贤人”之论，是对程朱理学“人人皆可为圣贤”思想的开创性发展，此说模糊了士商之间的道德鸿沟，提升了商人的道德地位。与此同时，赵南星也提出了对商人的道德要求——“正意”，从道德存心的角度反对垄断。[9]

东林学子尊商重商的思想具体展现在他们恤商护商的行动上。明中叶，封建贵族奢侈成风，宫廷财用不足，便将国库作为私产，又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掠夺民资，工商业者深受其苦。[10]工商是百姓生计，对于封建统治者肆意盘剥掠夺工商业者的行径，东林学人纷纷上书呼吁遏止，为伸张冤狱而奔走，保护工商业者的权益。东林学人奏折中反对以个人私利害天下大公的思想，皆非虚指而是切中时弊。万历十四年（1586年），顾允成于廷试上对策诤言，皇帝不当以“一己之私”害“天下之公”，主张减轻赋税、藏富于民。顾宪成见商民为税监冤害，为其四处奔走、伸张正义。天启初年（1621年），听闻朝廷要重征商税，高攀龙即刻上书《罢商税揭》，痛陈“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

东林学派及其友人仗义执言，以具体行动护商，遏制对商民的盘剥。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陈奉于湖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11]在武昌、汉口、黄州等地激起民众反抗。冯应京（1555年—1606年）目睹税监迫害工商业者的种种暴行，上书弹劾税监陈奉九大罪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冯应京因陈奉诬陷被明神宗下令逮捕，市民“知应京获重谴相率痛哭”。陈奉借应京被捕一事镇压市民反抗，杀伤人无数，“士民益愤，聚数万人”。最终迫使明神宗做出让步，以“取回陈奉治罪”为名撤回陈奉。[12]正是在东林士人的陈请与地方民众的反抗下，朝廷撤回税使，改由地方官收税。冯应京非东林学人，却有着深厚的东林渊源，他早年师事邹元标，书信论道的冯琦、丁元荐、曹于汴，与他一起受诬下狱的何栋如，无不名列于天启五年（1625年）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他在狱中所著《月令广义》中强烈表达了工商对于民生的重要性，他指出，“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也……或窑治驵刽皆圣谕以各安生理之教”，[13]又在其中的《客商规略》中说：“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14]其学问要旨与顾宪成实学思想同声同气，“学求有用，不事空言”。

东林学派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下，将工商作为圣人治生的学问，肯定商业对于社会民生的重要作用，肯定商人的道德地位，上书陈情以减免商税、弹劾税使、伸张冤狱等举措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权益，有开创之功。

三、东林学派与工商业者的交往及影响

明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人阶层与工商业者之间的身份鸿沟趋于缓和，东林学派与工商业者的交往尤为紧密，体现在授徒讲学、家世背景等方面。

东林学派的书院讲学为江南风尚，书院讲学也向工商业者开放。儒家教育向工商业者开放并非东林学派为先，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阳明学率先打破讲学只面向士人的精英模式，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其中，泰州学派王艮（1483年—1541年），本以盐工为业，世代为“灶户”，中年才入王阳明门下执弟子礼。他学成后有教无类，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讲学于山林市井，吸纳商贾为门人。东林学派将书院大门向市井敞开，《东林会约》言东林讲会“愿赴者至”。东林第一次讲会，从京口到浙西，“远近绅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请，或环聚而观”，影响江南一带上至士大夫下至庶民商贾各阶层广大群体，为吴地盛会。顾宪成讲学“自衿绅而农工商贾，无人不与之讲学”，对象不限身份，从读书士人以至农民、百工、商贾，正是孔子所言“有教无类”。书院向大众开放使工商业者得以汲取思想智慧，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与社会地位，进而推动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东林学人不乏出身商贾之家者，顾宪成与高攀龙皆出身商贾之家。顾宪成的父亲顾学（1516年—1576年）为手工业者，“生于粗僻之乡，长于贾，老于布衣”，但他的德行“懿美”，顾宪成为其父作传，记述其德行于世的一生。顾学曾从事“酒人、豆人、饴人、染人”，早期生活极为简陋困顿，生活稍宽裕又为邻人所害返贫。迁居到张泾后，顾学因为“平物价”“一权度”恪守诚信事业有成，又扶助乡里，以至于“义声流动”。[15]高攀龙家世亦儒亦商，他的祖父高材为黄岩县令，号称“一文不取县令”，他的生父高梦龙曾入太学，却“一意治生”，弃归回乡，他过继后的父亲高校则“治生产米盐”“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也曾开典当行业。[16]高攀龙并不讳言自己出身商贾之家，亦以家人的义举为荣。顾宪成与高攀龙皆以实事力证其血亲的德行，肯定了商人之德。顾宪成与高攀龙由商贾出身，却终成一代大儒，也激发了工商业者及其后人重振自信、学为圣贤的志愿。

前文所述赵南星之文《寿仰西雷君七十序》是其为商人雷仰西七十岁祝寿所作，作寿文在传统社会是极严肃慎重的事。声望极高的赵南星为雷仰西作文祝寿，重新定位商人的社会地位、道德要求，东林学人与商人之间的交往可见一斑。相较于传统社会中士商之间的交往隔绝，东林学人与工商业者关系紧密，是对于传统观念的突破，是江南地区社会转型的别样展现。

四、东林实学与无锡工商名城的崛起

东林学派学问根柢深厚，有教无类地向庶民百姓以至工商业者讲授，对江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其商人亦可为贤明君子、工商为治生之本的思想，经世救国的家国情怀皆成为近现代无锡工商名城崛起的精神财富。

商人亦可为贤明君子，东林实学的道德要求生动具体地展现在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者的身上，奠定了工商名城“尚德务实”的道德底色。理学家陆陇其（1630年—1692年）盛赞东林学派尊朱抑王的学术取向，继承了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无锡著名工商业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衣食半天下”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其家传的《荣氏家训》特地写明要尊奉陆清献公家训，将伦理道德作为价值之本。东林学派重视四书之学，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举世闻名。荣德生总结其事业的成果时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东林学派立志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更成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崛起的内在动力。荣氏兄弟坚持“非力办实业，不足以立身救世，实业之中，尤以衣、食两项为民生所必需”。[17]他们选择面粉、纺织两个行业，是出于衣食为民生所需，也是为了守护国家经济命脉。荣宗敬曾说：“吾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因尽吾一分忠实之心力，做一分忠实之事业。”[18]对于民族工商业者而言，商业也是实现个人理想、作出社会贡献的一份事业。在近代民族资本受到残酷打压最艰困的时刻，荣德生坚持不关厂，为社会民众提供大量工作岗位，用实践呼应了赵南星所言工商为“生人之本业”。

江南的经济发展促使东林学人重新审视工商对于社会民生的重要作用，士农工商皆可为君子的观点让更多的人投身工商事业。高攀龙主张“百工百业皆有所成”，明代荣氏宗谱《家训》也明言：“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无锡的民族工商业者不以商业为低贱，反而乐于投身事业，服务于民生。东林学派的重商思想打破了商人低贱的传统思维，肯定商人亦可为君子，成为商人也可以是远大的志向。无锡实业家薛明剑回忆他幼时立志从商的故事：“（私塾老师，姑丈陈献文）询余将来愿学何人，余以陶朱公对。陈公告吾父，是儿必大有为云云，言犹在耳。故五十以后余欲变换旧社会工商业成规，采用基金作股份者由此。”[19]薛明剑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以成为陶朱公范蠡为志。不止薛明剑一人，王禹卿建蠡园，荣德生造揖蠡亭，都是为了纪念陶朱公范蠡三致千金、行善于乡，一个有德行的商人已经成为无锡社会的榜样。作为私塾老师的陈献文，并未提出异议，反而赞赏薛明剑未来可期，将大有作为，更表现出无锡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工商业的高度肯定。

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对无锡这座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体现在教育上。在格致之学与经世之学的观念中，学便是要经世致用，学便是要“有用”于世，这种观点鼓励无锡工商业者培养大量实用型人才。无锡民族工商业者将实学观念运用于教育，他们兴建职业院校、工商院校。其中，荣氏兄弟在无锡先后创办了10所乡村小学，1所职业中学，1所普通中学，1个包括初高中在内的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并创立私立江南大学。[20]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他们尤其重视实践，在学校内开办模拟银行，要求子女留学时“不唯文凭，只看实用”，在设置江南大学专业时，主张学以致用、学用相当。荣德生为江南大学首届毕业生题词：“在校求得实学，毕业后到国家社会上向实用而努力。”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下，无锡工商业者率先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技术工人与管理人才。[21]

总而言之，东林学派以经世致用的实学为思想根基，提出工商亦为圣人治生之本，突破了以商人为末流的传统观念。东林学派的重商思想支撑无锡百年工商名城的发展，无锡工商业者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皆与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有着内在关联。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是无锡在近代浪潮中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亦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三十五·三案[M].北京:中华书局,2013:833.

[2]顾宪成.顾宪成全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225.

[3][15]顾宪成.顾宪成全集（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981,1499.

[4][5][6][10][11][12][16]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9,27,29,34,35,64.

[7][8][9]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7）[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296,296,296.

[13][14]冯应京.月令广义（卷2）[M].北京:中华书局,明万历刻本影印本,1985:212,212.

[17][20]接玉松.荣氏兄弟的家国情怀[J].群众,2024(12):63-64.

[18][21]荣德生.荣德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4,325.

[19]王立人.吴文化与工商文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5.

    本文系2025年度无锡市党校系统科研课题“传承工商文化提升无锡城市形象研究”（编号XT2505）和2025年度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人文经济学视野下东林学派重商思想与工商名城的发展研究”（编号WXSK25-C-7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