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基于对自然与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与具体剖析，识别并批判了自然科学领域所弥散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想迷乱。批判过程中，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的必要性得以彰显，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与拯救也成为恩格斯的迫切意图。恩格斯从自然界本身出发探寻与阐发辩证法规律，揭示与确证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科学建构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呈现出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辩证图景，凸显出劳动范畴的重要作用，彰显出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更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与变革诉求。

关键词  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辩证自然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的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洞见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哲学高度审视自然科学面临的现实境况，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彻底清算与驱逐出去，更将“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1]恩格斯对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的研析与阐述，不仅批判了藐视辩证法的认知与行径，还揭示与确证了辩证自然观的科学性与必然性，进而冲破了旧有的僵化的自然观的局限，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科学重建自然观，揭示出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本质。

一、批判：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困境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创作于近代自然科学大踏步发展的时代，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与新成就摧毁着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根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通过对自然科学进展与成就的论述，使得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及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更加合理化、批判更具科学性，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得到更有力论证。

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禁锢于神学之中，以万物的创造者的说辞来回应从何而来以及如何产生等一系列发问。哥白尼的日心说挑战了神学的威严与地位，牛顿提出的神的第一推动的假设为这个时期画上了句号。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成为普遍的思想，在这种理论框架之下，自然界的存在即是对造物主智慧的证明。科学的每一次巨大推进，都伴随着对自然界领域的占领与征服，都驱逐与瓦解着造物主的立足根基。诚然，“生物学的里程碑式理论的出现对于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是颠覆性的”，[2]唯心主义的立论根基随着自然科学伟大成就的涌现而逐渐崩塌。与此同时，唯物主义的根基逐渐牢固。

自然科学领域不仅存在着将客观世界嵌入主观思维之中的派别，还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观点，批判这一错误观点也是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迫切意图。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主导下所展开的考察是基于静止的而非运动的状态、立足孤立的而非整体的视域。这种观点具体反映到自然观上则呈现为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宣称自然界的绝对不变，呈现的是一种僵化的、孤立的、静止的理解与考察视角。这种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随着科学的大踏步发展显示出不适用性，其存在的根基也受到摧残，正如恩格斯所言，“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3]同样，这个保守而僵化的“自然界”显然与革命的自然科学格格不入，这种陈旧而僵化的自然观显露出缺陷。在此，恩格斯依托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划时代成就，为批判与抨击形而上学的观点提供合理性支撑。

恩格斯还对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对路德维希·毕希纳展开批判也正是恩格斯创作此书的原初动因。以毕希纳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的鼓吹者宣称要以唯物主义来弥补科学的贫乏，他们在物质的客观实在性问题上持肯定态度，然而又过度化地将思维与精神都直接归结于物质，将意识视为脑物质的分泌物，将意识的形成过程简单类比为肝脏分泌胆汁的生理过程。庸俗唯物主义者遮蔽了意识与物质的本质区别，固执地将意识混同为物质，否定了意识即客观世界反映的正确观点。而且，庸俗唯物主义者极力吹捧达尔文主义，导致他们在直面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时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常常用这种所谓“时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极力倡导与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此，恩格斯创作《毕希纳》札记来展开驳斥，揭露这种用唯物主义弥补科学之贫乏的荒唐，更批判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倾向。

恩格斯还批判了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吹捧经验而蔑视思维的经验主义派以及不可知论。恩格斯展开理论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辩证法的真相，确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从而重建辩证自然观。恩格斯对近代自然科学显著成就进行了深入考察，其中提及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在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现，为确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观提供牢固而科学的理论基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不仅瓦解了各种错误观点的根基，而且催促了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回归，更催生了建立科学自然观的现实需求。由此，新的自然观便具备了创生的现实土壤。

二、复归：形而上学至辩证法的历史进路

当自然科学进入到理论领域时，那些经验的方法与思维已显示出不适用性。于是，理论思维就显得极为重要，发展与培养这种思维成为迫切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思维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内容。恩格斯阐明理论思维的必要性并揭示出这种思维范式仅有的一条培养路径，即“学习以往的哲学”。在关乎思维的科学问题上，恩格斯认为这门科学“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4]恩格斯试图揭示辩证法对于现今自然科学而言即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5]试图在具体的研析与言说语境中进一步佐证这种思维方式的极端重要性，以期为辩证思维的复归提供合理支撑。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6]于自然科学而言，辩证法无疑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它能够提供类比与说明方法，各种对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认识与见解也能够为理论的提出奠定支撑。然而，理论自然科学中往往缺乏这种理论思维，尤其是缺乏对于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导致自然科学家认知架构中那些“时髦”而崭新的命题，实质上在哲学界早已被提出甚至已被抛弃。对此，恩格斯列举自然科学领域中作为新论据的力学的热理论以及原子论等相关研究来说明这种现状，揭示出公众中甚为流行与推崇的浅薄思想与庸俗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过时哲学的残渣。可见，自然科学家对于哲学认知的匮乏与判断的偏颇使他们受到旧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左右。正如恩格斯所言：“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同黑格尔派一起抛进大海，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7]恩格斯在此描述了辩证法这种最重要的思维形式的真实境遇，揭露了理论自然科学缺乏对哲学史的正确认知。

鉴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8]显得极为重要。恩格斯明确阐释了复归实现的主要路径。一条路径是自然而然的复归之路，即通过自然科学新进展与新成就所蕴藏与累积的巨大力量来实现。这种持续增长的力量流露出对科学思维方式的渴求，当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突破旧有的束缚，冲破形而上学的局限，自然而然地实现向辩证思维的复归，不过这个过程是持久而艰难的。另一条路径则是自然科学家基于对历史上辩证哲学各种形态的研究来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复归。这需要研究两种形态。一是希腊哲学，其中包含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思维，尚未遭遇形而上学的干扰与侵蚀。在希腊人视域中，自然界是被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关于自然现象的总的联系也是通过直接观察而来，尚未展开对自然界的解剖与细节化研析，这虽然是希腊哲学的缺陷，却也是其相较于形而上学的高明之处。二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其中包含了辩证法思维。康德作为“两个天才假说”首创者的身份被人们发现后便在自然科学领域备受推崇，直至黑格尔提出辩证法纲要后向康德的学习面临收效甚微的困境。黑格尔的辩证法纲要尽管无所不包，却在出发点上就具有致命缺陷，以至于走上歧途。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颠倒的辩证法，它从创生之初就将精神、思维、观念当做本原，所有真实的联系都被颠倒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9]无疑是被抨击的对象。虽然黑格尔辩证法拥有先天缺陷，但是其辩证法仍然具有值得学习之处。对此，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及黑格尔辩证法并非认同这种形态，而是要揭示这种形态唯心主义的立场与头末倒置的实质，从而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拯救。毋庸置疑，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1]可是，由于这种体系一开始便立足于唯心主义的根基，这种将思维与存在颠倒的辩证法不可避免地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壳，这也注定了这种辩证法无法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与研究范式。黑格尔以唯心主义方式将辩证法三个规律当作纯粹的思维规律，将之强加于自然界与历史。在这种理论框架中，现实世界是不得不适应于思想体系的。然而，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12]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察觉到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的致命缺陷，强调从既有的事实出发，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以揭开其合理内核，并且强调所谓的颠倒“首先就要把它‘倒’在自然界上，‘倒’在现代自然科学上”。[13]恩格斯阐明黑格尔辩证法与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从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观念论外壳和思辨的本体结构”，[14]使辩证法挣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建立于唯物主义的科学根基之上。

恩格斯不仅明确提出了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的必要性，而且还为这种复归开辟出路径，主张在学习以往的哲学中确立科学的理论思维，更通过颠倒的方式让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15]不同于黑格尔那种将辩证法规律强加给自然界与历史的错误做法，恩格斯认为辩证法的规律并非“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16]于是，他从自然界与历史本身出发探寻与推导辩证法规律，系统阐述辩证法及其三大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17]科学阐发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恩格斯还借助自然科学的成就来确证这些规律，那些形而上学派所极力推崇的固定的范畴也因此消融。他强调，“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8]

三、重塑：辩证自然观的确立

《自然辩证法》呈现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观，这种科学自然观是在批判与拯救中创生的。恩格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精湛研究，识别出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以自然科学成就为翔实材料，批判与祛除这些思想迷雾。于是，理论思维的必要性得以呈现，由形而上学至辩证思维的复归成为必然的发展态势。恩格斯将辩证法规律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救出来，运用辩证法三大规律来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确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观。

恩格斯从自然界本身出发揭示自然界的辩证内核，为新的自然观的生成提供了支撑。在这种新自然观的理论框架中，“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9]而自然界的客观性、系统性、运动性也在此得以明确阐发。自然界不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20]并且，自然界还在不断地运动与变化着，它“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21]恩格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为依据证实自然界的这些基本特点，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搭建起了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界为客体、以实践劳动为桥梁的自然观”。[22]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23]另一方面，人类又具有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能动作用，可以反作用于自然界。人类在通过劳动改造与利用自然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己的历史。在此，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辩证图景得以呈现，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得以彰显。

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劳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4]手脚的分化与直立行走将猿与人区别开来，随着手从事活动的不断增加，所掌握技能的日趋复杂，猿与人之间的鸿沟变得不可逾越。恩格斯深知手不单单是劳动的器官，同时更是劳动的产物，而“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25]虽然动物也以自身身躯与肢体为工具进行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尚未对自然界形成影响与改变。而人以手为工具则可以从事诸多复杂的实践活动，在自然界留下人为印记。随着手与头脑的发展，这种反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也日益增加与先进。劳动不仅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发挥决定作用，而且也搭建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桥梁，使人能够以此为中介按照自己的目的与意志改造自然界。正如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6]

劳动造成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脱离动物愈远，那种有计划性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取向就表现得越明显。随着手与头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愈加深刻，也就越能通过自身“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7]甚至表现出蔑视自然规律的实践冲动，展现出征服自然的渴求，并沉浸在掠夺自然的喜悦中。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妄图依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8]肆意张扬人的能动性的野蛮行径是违背自然界内在规律的，终究会得到惩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阿尔卑斯山等地血淋淋的教训正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警醒。

恩格斯在审慎的社会历史分析中察觉到制度层面的缺陷，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资产阶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29]决定了在这种逻辑链条中，“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30]对于利润的追逐不断刺激着索取自然的强烈冲动，催生着牺牲自然以获取资本增殖的实践冲动。于是，自然界成为了谋取利润的工具，科学技术也成为了加速掠夺的工具，不仅科学技术异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异化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乌培河谷来信》等著作中都展现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揭露出这种制度下环境恶化的严峻趋势以及工人痛不欲生的现实状况。虽然恩格斯早已用“自然报复论”给予人类警告，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利本性，资产阶级注定不会因受到惩处而停止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基于此，恩格斯提出“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1]的迫切意图，表达出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本身的和解的渴望与吁求。

中国式现代化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和推动发展，不仅蕴含着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积极回应，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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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