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明确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之中，在此基础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结合，孕育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核心理念，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勃勃生机。这些创新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既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提供根本遵循，也为具体实践指明行动方向。

关键词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文明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时代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是“第二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具体表达，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丰富、含义深远。本文主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三个维度，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展开深入阐释，以期更为深刻地理解其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天人合一”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一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创造性阐释，也是对中国传统生态观“天人合一”的继承和超越。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基石

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构成人类社会最为基础且核心的关联性范畴。“现实的个人”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自然界，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个人的活动方式、表现自己生命的方式以及一定的生活方式。进而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世界，实现了人类自身变革与环境变迁的和谐统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的生成及演变历程本质上是客观的物质过程，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界构成其生存之根基，已成为可感知的、实在的存在物，是对创世说的实际而有力的反驳。马克思深刻指出，人和动物在生命活动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是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界不仅与人的精神无机界相关联，也与其肉体的无机界紧密相连，并且始终处在不断持续的交互作用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使得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并客体化于对象中，从而赋予对象以主体的性质，即自然界被转化为“属人的自然”，其本质属性也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得以彰显。脱离人类的实践活动，自然界便失去了其现实性，成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二）“天人合一”：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

中华文明自古便秉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视天地人三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儒、道、佛三家作为主流思想流派，对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各自持有独到的见解。在这一哲学框架下，强调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适度索取，以时禁发，方能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

儒家学说承载着“仁民爱物”的生态智慧。“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其本质在于“爱人”，即强调人的价值及其在社会与自然界中的实现。基于此，“爱人”的理念进一步拓展为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儒家对自然的关切是“泛爱众而亲仁”[3]向自然界的推广，由此提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4]在对待“天”的态度上，孔子展现出一种阙疑的智慧，倾向于不直接表达天道观，主张人要顺天而行。

道家有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老子以“道”为核心概念，构建宇宙生成与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体系。通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确立“道”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孕育并推动万物生成。庄子的“齐物我论”思想揭示了人和自然在根本属性上的内在贯通性。唯有物我交融，彼此依存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生命境界，方为人生至臻之追求。

佛教具有众生平等的生态智慧。从缘起论的宇宙观出发，深刻揭示了生命体、事物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万物平等，这一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强调了生命间的相互依存与平等价值。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下，佛教所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尊重生命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内心的修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路径，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和联系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把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6]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7]

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自然和人放在平等的地位。自然和人是祸福相依的生命共同体，更突出了自然的“生命”色彩，继承并深化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利益与共。唯有当人类树立尊重自然的观念，秉持顺应及保护自然的态度，并赋予自然与人同“类”的地位，双方方能具备“类”的属性共同性，这也标志着在存在意义层面上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消解，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系统论的视角将整个自然界的生命统一起来，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应被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治理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系统思维研究“自然—社会—人”的生态整体治理观同“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传统生态智慧相融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8]传统生态价值观通常基于短期利益导向的实用主义视角来审视自然，亦即仅认可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同时缺乏对其内在规律的敬畏和尊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9]生态系统的价值彰显于其系统要素间的协同演化过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首要遵循自然规律，维系自然系统中各生命要素的动态均衡，这一理论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最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维度出发，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变化和文明兴衰演替的内在联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基础，历史上文明古国的消逝无一不受到生态环境衰退的恶劣影响。而从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阶段后，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在显著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之际，亦促使人们采取过度攫取方式开发自然资源，致使地球既有的生态稳定状态遭受严重损害，最终引发涉及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与环境困境。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0]强调生态维护既回应着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现实需求，更为后世子孙留存下维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深刻洞察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与现实依据，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与“肯定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我国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的重大论断，实现了“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与“肯定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的结合，科学阐明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一）“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自然财富”的经济价值论

如何认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关乎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连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无论哪个历史阶段，都要以一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为前提，“劳动产品……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12]在肯定自然界是获取财富源泉的同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自然观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马克思批判了以削弱和剥夺生态资源获得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指出:“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13]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产力都是高度注重生态环境的生产力。科技作为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其进步往往会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过，科学技术因为种种原因也会加剧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退化，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激发出了生产力的绿色新质态，为过去持续高损耗高污染地从自然中索取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向绿色循环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绿水青山”本身就是财富，是子孙后代仰赖的“传家宝”，这一绿色发展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财富”的经济价值论。

（二）“肯定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天材之利”的自然经济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早已初识。由于农业耕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因此在谈到对物质资料进行消费时，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强调要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规律为人们获取物质财富服务，主张节俭和适度消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材之利”的自然经济观最早能够追溯至殷商时期。《史记·殷本记》中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商王成汤打猎时下令撤去三个方向的捕网，使猎物不会被捕绝，折射出“取之有度”的可持续利用意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绿色发展的经济效益。《国语·鲁语》中提到“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14]强调山林河流湖泊等自然资源是财富的来源。孟子认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充分肯定自然的经济价值，强调遵循自然时序进行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性。“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的论断与中国传统的“天材之利”观点一致，其深层逻辑在于构建了生态价值优先性的评估框架，如果生态与发展不可兼得，那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联系，充分体现出其在吸收与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材之利”的自然经济观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肯定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发展最前沿，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诉求，原创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将“自然财富”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同“天材之利”的传统生态哲学观念相贯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深度对话。

一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将自然资源禀赋与物质条件视为自然生产力的客观基础。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不只是劳动的对象和资料，本身亦被视为生产力的一部分，“保护自然环境的能力、恢复自然生态的能力……生态要素平衡的能力等，都是新时代的生态生产力”。[15]“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了绿色技术革命驱动的新型生产力发展模式，充实了生产力的生态内涵,突显了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实践价值。其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生态资源是财富之源。基于自然和劳动都是创造财富的来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价值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16]科学揭示了我国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范式的偏差而非发展本身，更为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为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环境保护确认了方向。再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张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协调发展,保护改善环境就是保护发展生产力，二者是通过物质变换过程形成的共生系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7]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追求“金山银山”，而是在实现“自然财富—经济财富”的质态转换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实践维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蕴含的财富观构建了生态经济化的实现路径。通过建立旅游扶贫、绿色种养等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形成“生态红利—绿色资产—可持续发展”的传导链条，走一条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同频共振的绿色发展道路，突破传统经济学窠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点。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中国传统的“天材之利”自然经济观一脉相承。其中的“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观点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丰富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内涵，发展了传统生态智慧的自然财富观。例如，在水安全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展现了深邃的战略远见与风险预警意识，以强烈的责任感多次阐明水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深远影响，指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18]将水安全置于中华民族文明存续的战略坐标系，这种危机意识超越了单纯的环境治理维度，将水资源保护提升到维护“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平衡”的哲学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传统的“天材之利”自然经济观映照现实，协同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为生态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支撑。

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两个和解”与“协和万邦”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该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和平理念的深厚底蕴与治理方略，创新性地融合并拓展了马克思“两个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构想，开辟了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推动我们党在生态领域的认识与实践迈入更高层次。

（一）“两个和解”：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理想

唯物史观强调需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来探究生态危机成因。资本的逐利性催生出劳动异化现象，自然被物化为攫取对象，加剧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矛盾。因此，唯有变革社会关系，消解人与人关系的冲突对立，即达成“人类本身的和解”，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才能实现。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盛行，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根本性的重构。资本的力量促使人类对自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占有态势。同时，异化劳动的存在使得人的类生活本质被剥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19]自然界最终沦为维持个体生存的异己手段，成为人类异化的本质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塑造并引导着需求的形成与发展。资本对自然无节制无原则的开采和利用，加剧了自然异化，疏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阐释为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这既表征着个体获得全面自由，更蕴含着自然的自由实现，“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0]同样，恩格斯指出，消解由资本主导的生产体系滋生的私利逻辑，在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1]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实践发生根本性蜕变——从维系生存的异化劳动转化为彰显本质的自由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最终实现。

（二）协和万邦：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彰显对和平安宁尊崇的仁爱、正义、和合及大同等核心理念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外化于中华民族处理个体间、人与自然、人与其他国家等复杂关系的实践中。“协和万邦”这一中华民族历来推崇的国际共赢思想正是和平发展文化基因的延续，成为华夏文明始终秉持的交往准则，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构建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彰显出重要的时代意义。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其文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理念既是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基本法则，也塑造了华夏民族特有的性格特质与行为准则。所谓“和合”体现为矛盾中寻求平衡、多元中建立秩序、竞争中创造共赢的普世智慧，这种天下治理观对当代国际事务处理具有积极启示意义。通过和合共生理念，既能维护文明多样性，又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彰显着跨越时空的治理智慧。

（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价值观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也引发了难以逆转的生态损害。环境的严重污染、不可再生资源日益枯竭以及低效且能耗巨大的传统发展模式等生态环境危机构成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出发，把马克思“两个和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等和平观进行了有机融合，创造性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是对“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对抗性理念与强权逻辑的有力驳斥，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对人类文明高度负责之态度，提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应当上升为全球共识，亟需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22]同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民族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本国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一方面，鉴于地球是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替代的栖息地，所有国家及地区均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因而亟需秉持协同共进的理念，携手推进生态文明的构建及地球环境的维护职责；另一方面，引发当前生态困境的核心动因在于资本的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同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需求和能力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彰显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和使命感。这充分表明中国并非单纯旨在满足本国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是同时着眼于积极回应全球民众对美好生态的期盼。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并“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协作”；制定力争达成双碳目标的总体部署及行动指南，有序促进产业体系与能源体系的优化升级。

当今世界仍然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主张凝聚不同国家制度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把“两个和解”思想付诸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之中，突破资本逐利扩张的传统全球化范式，为“两个和解”思想注入了时代化的理论特色，从全球治理层面为生态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创新性理论框架，已然成为引领国际社会把握全球化时代潮流、追求互利共赢、重构国际治理体系的鲜明思想旗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一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态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并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勃勃生机，标志着党在深入理解时代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后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突破，开辟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新路径，为破解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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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