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片被历史轻柔抚摸过的神奇土地，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卷，在漫长历史时段内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原乡。从《世说新语》的清微简远，到唐宋诗词的典雅婉约；从明清园林的精致考究，到古老昆曲的婉转悠扬，江南文化以其独特的诗性气质，成为中华文明中殊异秀颖的审美禀赋。然而，在现代化与城镇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文化的本质内涵逐渐被消解和稀释，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日益被扭曲和淡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主编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江南文化十二讲》），通过对江南文化的系统性梳理和创新性研究，以一种更精微慎密的思维方式和更温婉灵动的表达话语，深刻阐释了江南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理论范式，及时回应了学界期待和社会关切。

江南文化的独特性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其理论定位和学术范畴长期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凝聚着刘士林教授学术团队智慧与心血的《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以南北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为切入点，以“江南诗性文化”为主要内核，突破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窠臼，提出中国诗性文化区别于西方理性文化，而江南诗性文化又不同于中原实用文化的“双重区分”理论框架。这一新异观点不仅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文化观高度契合，而且通过聚焦“诗性”这一核心概念，将江南文化置于中国美学传统中进行全息考察，把江南文化主要特质精辟概括为“情感性、审美性与生活性的统一”，有力揭示了江南文化的“纯粹气质”——一种以审美自由为核心的精神传统。这种理论建构绝不是作者的凭空臆测和主观想象，而是深深根植于江南地理空间的别样性与历史演进的复杂性之中。正如书中所言，江南文化的形成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双重赋形”，其“诗性”既源于水网纵横密布的生态基底，也得益于魏晋以降北方士族大规模南迁所带来的文化融合，这种从“自然地理”到“人文精神”的综合逻辑推演，有效避免了文化决定论带来的简单化倾向。该书以对江南文化人文底蕴的周致探寻和对长三角一体化现实需求的积极应答，深刻诠释了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衍变范畴与表现形态，使江南文化从理论范畴走进实践境遇。可以说，《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理论范式，并以这一理论范式为支撑，创设了江南城市群理论。而江南城市群理论体系不仅填补了区域经济文化研究的空白，更成为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江南文化是一种内容繁复多元的区域文化，也是一个内涵丰赡多维的学术话题，对其进行研究一般需要建构体大思精的科学体例。《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在内容编排上呈现出递进式的表述结构和鲜明的逻辑层次。全书以十二个问题为统摄总纲，以区域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为叙事依据，从“江南的地理边界”到“文化现代化转化”，从空间界定到历史分期和精神特质再到实践经验，形成层层推进的阐释思路，构建“追问—阐释—升华”的立体框架。首章“江南的地方有多大”从地理学视角诠解江南的物理边界，指出其“既非行政区划的固化，亦非自然地理的限定，而是文化认同的动态投射”，这种发散性思维贯穿全书始终。针对“江南的地方有多大”这一基础性问题，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区划理论或经济圈学说来定义和阐述，而是在细密剖解六朝衣冠南渡、唐宋经济重心南移、明清江南市镇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鲜明提出“文化层累说”，并据此阐发江南文化边界的动态扩展性。这种论证方式既符合逻辑学“差异法”原则，又打破了“江南=长江三角洲”的刻板认知，为读者理解江南文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术创新不仅体现在思想观点上，也表现在方式方法上。《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编写形式新颖独到，该书独创了“主题讲稿+阅读材料”模式，摒弃了传统学术专著的单向度叙事，构建起“核心论点—多维佐证”的立体阐释体系，既保持了专业著作的学术深度，又兼顾了大众读本的可读性。书中每篇讲稿犹如一首严谨规范的学术赋格曲，而辅助文献则似即兴弹奏的变奏乐章——从《吴越春秋》的史笔到张岱《陶庵梦忆》的随笔，从当代城镇化数据到长三角生态规划，正是在多元文本的组合中，作者重构出江南文化的复调叙事。这种“超文本”“跨媒介”的叙述结构，恰似江南园林“移步换景”的精妙布局，让读者在学术文章与文化随笔间游走，在历史文献与现实政策间穿行，深切感受江南文化的成长脉动、生生不息。该书这种结构设计与学术论文的“逻辑三要素”（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是论题的专注性，书中每一讲均围绕江南文化的某一重大问题铺陈展开，如第六讲“江南的文化性格”以“审美自由和精神解放”为基调和主旨，通过对吴文化、越文化和徽州文化进行盘点和阐发，确证江南文化体系的主要板块和重要来源；二是论据的多元性，书中征引各种典籍文献逾千种，涵盖哲学著作、美学著述、正史野史、地方史志、诗文书画乃至当代政策文件，确保“诗性”理论的学理性支撑和具象化支持；三是论证的严密性，在分析“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时，作者采用对比论证法：通过对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形态比较、杭州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差异辨析、轴心期与江南轴心期的功效比照，揭示江南文化与中原实用理性具有对立互补关系，这种论证方式跳出“南北文化二元论”的传统框架，厘定了江南诗性文化与中原伦理文化的分歧与差异。

服从服务于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取向。《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的深层意义在于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介入和助推，在于对当代中国的审视与关照。该书并未沉溺于怀旧式的文化凭吊，并未迷恋于对江南文化轨迹的回望追溯，而是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勾连起来。针对愈演愈烈的特大城市病，作者在书中提出“诗性空间再生产”理念，这种柔性更新路径不失为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一种文化方案。着眼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厚植文化根基，作者在第十一讲“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中强调指出：长三角一体化的瓶颈并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是文化认同差异；当代江南面临“诗意栖居”与“经济理性”的撕裂，唯有将文化基因注入城市规划，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现代化陷阱。这种思考与见解和范恒山提出的“以文化渗透提升城市品质”命题形成强烈共鸣，彰显了江南文化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担当。

在信息爆炸和知识裂变的当今时代，将严肃学术观点与大众阅读感受进行完美结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维度和途径。作为一部整饬规范的学术著作，《江南文化十二讲》注重理论与生活、严谨与趣味相结合的文本探索，文字叙述缜密不乏灵动，深沉不乏平易，深邃不乏诗意，在娓娓道来的鲜活文字背后，流露出作者让学术著作走向大众的努力，体现出作者“将生活艺术化”的能力。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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