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协同治理作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通过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实现高效治理，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生成逻辑源于乡村治理复杂性增强和传统治理模式失效。Y县L村协同治理实践表明，有效的协同治理需要以党组织领导为根本、村民自治为基础、科技支撑为工具、德治教化为纽带，形成多重维度的协同治理体系，并从中得出协同治理需要主体协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协同和治理方式协同的经验启示。未来需进一步优化协同治理运行机制，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动力。

关键词  协同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共治共享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乡村是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因此，需要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为多元协同治理提供了政策合法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3]为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当前，乡村社会交往边界不断拓展，治理资源匮乏，村庄内部社会基础变化带来了村级行政化，叠加了在治理实践中的困境。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协同治理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4]分析Y县L村协同治理实践过程，揭示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乡村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协作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突破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创新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从传统管理向现代共治转变。

（一）乡村治理复杂性增强

随着乡村社会基础变化，乡村治理面临困境，多重因素叠加增强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协同治理具有多元主体参与，资源有机整合进而提升治理效能的系统性优势。推进乡村协同治理势在必行，其现实动因如下。一是治理主体流失与弱化。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乡村社会中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长期疏离乡村，部分有能力的务工者经过自身奋斗，获得了在城市定居的能力，逐渐脱离了乡村共同体，使得老年人、儿童等非劳动年龄人口成为乡村的主要人口，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青壮年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中坚力量，其向城市的流入不仅导致了乡村社会资本的流失，而且弱化了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二是乡村治理资源匮乏。乡村集体性弱化，治理主体缺位，资源匮乏与资源碎片化的局面共存，内生力量难以支撑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为外界力量介入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基层政府、村干部的重要治理任务之一就是向上级争取资源，在资源输入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5]导致国家对乡村资源输入与村民需求脱节，进而表现出乡村治理资源隐性匮乏。三是乡村党组织领导力弱化。集体经济发展滞后使得党支部在乡村治理中失去了资源保障，降低了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乡村党员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缺乏改革创新精神，不能满足当前乡村治理对人才队伍的要求。四是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挑战。技术进步、社会治理创新是推动乡村协同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乡村数字技术应用滞后，智慧治理平台覆盖有限，数据共享机制缺失，数字治理协同机制尚未形成，治理主体数字化素养薄弱，制约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二）传统治理模式失效

随着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市场经济逐渐瓦解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宗族权威，打破了乡村内生秩序。村民个体利益分化削弱了集体行动能力，增加了公共事务协商难度。现代法律体系与乡规民约未能有效融合，传统的道德约束逐渐失去效力，导致治理权威缺失，公共事务治理陷入困境。这些困境涉及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单一组织或个人难以应对，需要通过多元主体力量协同解决，而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协同治理构建的过程，也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政府开始探索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路径，在治理理念上由“替民做主”转变为“让民做主”。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后，政府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事务中，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一核多元”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其核心理念强调治理过程中各方的协同合作，重点在于协商民主，共同决策。

二、Y县L村协同治理实践

Y县L村位于我国中部某省，以种植水稻、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为主，拥有耕地面积约5000亩，农户三百多户，人口约1500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Y县L村面临青壮年劳动力流失、集体性弱化、产业单一、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为了破解治理难题，Y县L村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在组织重构上，成立了“土地托管合作社”和“三级议事会制度”；在产业协同上，与其他区域产业开展合作，建立了“订单农业联盟”和“农机共享平台”；在环境治理上，实行“人居环境积分制”和“生态循环农业试点”，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实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政府引导，多方参与

针对治理主体流失与治理能力弱化等问题，基层政府有效引导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乡村事务中，主导成立“土地托管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在引入治理主体的基础上，协同制度与协同平台是维持参与主体高效协作的重要一环。政府建立了农村治理信息平台，为信息资源共享与整合提供支撑。积极引进和培育社会组织，如农业科技服务公司等，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市场信息、产品销售等服务。Y县L村内部建立了议事会制度，充分发挥治理主体作用。村民自治组织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村庄资源需求、项目落地、任务执行等公共事务管理问题。政府通过信息平台和村干部的民意反馈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根据乡村发展规划和村民意愿参与乡村建设，不断增强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村庄的凝聚力。

（二）分工明确，区域协作

Y县L村采用跨区域治理模式，从资源优势互补、提高村民农业技能、产业协作三方面着手提高产业效益。首先，村庄与农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定期举办技术培训，提升村民科技素养和种植技能，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其次，在产业发展上，Y县L村认识到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封闭保守的产业孤岛乡村难以把握共同致富的机遇和联动发展的效能，建立在整体基础上的多元协同和互补共赢则会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6]因此，村庄与县面粉厂成立“订单农业联盟”，签订优质小麦、水稻收购协议，在种植过程中实施严格的环保措施，推广使用有机肥代替化肥，减少农药使用。按照“人居环境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对垃圾分类、秸秆还田等行为进行评分，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做到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并重。最后，Y县L村定期开展以党建促产业联建活动，积极探索“生态循环农业试点”，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线，延伸产业链，在附近乡村探寻上下游村企，既培育了乡村之间的主体协同，又创造出产业协同和区域协同的叠加优势，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德治教化、智治支撑

Y县L村从德治凝聚人心和智治提升集体经济水平两个方面增强村民归属感。首先，在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如农耕文化节、手工艺展示会等，在活动中，Y县L村根植于本村特色印记，深入挖掘特色品牌内涵，树立“丰”字品牌形象，提升村庄特色品牌知名度，增强集体荣誉感和作为本村村民的自豪感。其次，Y县L村成立了村民议事会、志愿者队伍等多个自治组织，鼓励村民参与村庄事务决策。乡村自治组织是乡村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主要由中老年人组成，其长期生活在村庄，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浓厚的乡土情结，对改善乡村发展现状有强烈意愿。最后，Y县L村引入智能灌溉系统、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搭建“易农服务”数字化平台，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技术支撑，使村民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和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

（四）多方协作，共治共享

Y县L村从多元主体能力建设、制度建设、资源整合三方面构建多重维度协同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内部，Y县L村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村党组织统筹协调参与主体各方利益，设立“红色网格”责任区，将村庄划分为多个片区，实现对乡村横向精细化管理。同时，设立村民小组和理事会等，明确责任分工，实现对乡村纵向责任制管理。村民小组承担村民自治职能，负责落实村民会议的各项决议。理事会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由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议事协商、调解矛盾纠纷等。在乡村社会外部，Y县L村积极发展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重视企业投资在促进资源流通和振兴乡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引进绿色农业技术，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保护乡村生态环境，鼓励企业投资开发乡村旅游，收益由村集体和企业共享。

三、乡村协同治理的实践启示

Y县L村作为农业型农村，创造性探索出了主体协同、区域协同、方式协同和机制协同的治理经验，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为推动更多同类型的农村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治理主体协同

农业型农村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欠发达、人口“空心化”等突出问题，需要通过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升级等路径加以解决。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必须克服治理力量分散的局面，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合力。从协同主体的关系来看，协同治理分为狭义协同和广义协同。政府和村组织是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主体，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存在指导与被指导的组织关系，可以认为是狭义协同中的主体组成。市场、社会组织等是在政府引导下服务乡村治理的需要，并不存在共同的目标和必然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是广义协同中的主体组成。为了破解治理主体流失与治理能力弱化的困境，政府积极引导Y县L村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乡村治理的合力。从协同主体的范围来看，又可分为外部协同和内部协同。外部协同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内部协同主体包括村委会和村民理事会等。此外，在乡村内部，Y县L村还成立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治理主体，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一起，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无论是外部协同主体还是内部协同主体，都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协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复合性彰显了农业型农村协同治理的鲜明特色，为其他同类型乡村治理提供了借鉴。

（二）治理区域协同

Y县L村通过党建引领搭建跨区域协同治理平台，为打破乡村治理封闭性、碎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乡村治理中区域协同是指在党的领导下，邻近的不同村庄在信息、要素资源等治理元素上优势互补，在跨区域协同机制的作用下合力联动，共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这种创造性的协同模式整合不同乡村的资源与优势，在党建平台中实现合作共赢，为其他乡村通过治理区域协同提升自身发展水平提供共性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建活动具有引领性和关联性的双重属性，在基层党组织指引下便于打破附属在乡村封闭地理边界上的保守规约。村民自治强调村级事务中个人权利的归属，土地是乡村自治中的基础资源，土地承包事关村民切身利益。乡村地理边界的相对封闭性和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决定了建立在土地之上的相关集体经济或整体协同活动难以开展。党建活动的政治优势恰好解决了乡村区域协同治理过程中地理边界封闭、思想观念保守和维护个人权益的难题。二是在乡村区域协同过程中需注重信息互联互通和协同机制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要求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避免以牺牲其他乡村利益而发展本村的恶性竞争。三是治理区域协同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性途径。目标一致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表征形式，思想观念一致才是乡村区域协同取得成效的基础性保障。乡村之间的高效协同运转要树立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为乡村协同治理打开新局面。

（三）治理方式协同

乡村治理方式协同是指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多种治理手段，在治理功能上相互补充，构建适应乡村治理复杂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旨在弥合治理方式割裂的状态，实现“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现代技术”的融合治理。Y县L村在探索协同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治理方式协同模式。一是“行政与自治”互补。乡村治理是在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而形成的主体结构。政府作为乡村社会外部主体，领导成立农业合作社，支持乡村建立议事会制度，村民小组和理事会分别处理各类事务，明确职责分工。二是“传统与智治”适配。智治是指依托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精准性、高效性、科学性。Y县L村在农业生产中引进现代农业技术，积极发展生态农业，运用智能灌溉、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污染肥料与农药的使用，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三是“自治与德治”融合。基层治理中的德治是指发挥道德规范对乡村社会的调节作用，在实践中通过传统文化熏陶和乡规民约制定等方式，引导村民走向善治，进而强化非正式制度对乡村治理的软性支撑。Y县L村为解决集体性弱化的问题，组织开展农耕文化节、手工艺品展示会等体现乡村文化的民俗活动，以文化节日和文化产品激发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治理机制协同

多元主体是协同治理的“核心载体”，运行机制是协同治理的“操作系统”，明确多元主体角色，搭建协同平台，制定协同规则是保持协同机制高效运转的关键环节。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承担规则制定者、平台搭建者、资源协调者的角色，需要充分调动参与者积极性，搭建并不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制定平台参与规则。在治理主体能力建设方面，Y县L村属地基层政府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参与到乡村事务中，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执行主体，市场主体为产业支撑的主体协同结构。政府主导搭建“易农服务”数字化治理平台，促进资源信息共享，与农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定期对村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培育懂农业、善协商的新型乡村治理主体。在制度建设方面，政府支持Y县L村建立村民议事会制度，拓宽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渠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严格落实“人居环境积分制”，将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农民增收与生态治理双赢。在资源整合方面，Y县L村着眼于自身资源优势和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两条路径。一方面，根据本村资源存量状况，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和生态农业资源，形成产业协同。另一方面，加强与跨区域相关产业协作，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加强与上下游产业在产品制造、销售等方面的联动。在主体能力建设、制度建设、资源整合三重维度作用机制下，最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综上所述，协同治理作为符合当下乡村治理实际的一种创新性探索模式，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乡村地域广阔，事务繁琐复杂，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需要协同治理加以解决。Y县L村属于典型的农业型农村，与其他同类型乡村存在诸多相同的问题。主体协同、区域协同、方式协同和治理机制协同，基本涵盖了协同治理的形式范畴，对破解农村治理困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不同区域乡村在协同治理中应当根据村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总之，推动乡村协同治理要坚持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注重构建分配均衡的协同机制，同时也要防止协同治理异化为强大治理主体的利益垄断工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05):4-16.

[3]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始终坚持党对农村改革的全面领导[N].农民日报,2024-07-30(001).

[4]张力伟,尹美星.乡村治理“形式协同”的生成逻辑及破解路径——基于X镇“围炉夜话”乡情恳谈会的分析[J].党政研究,2024(05):116-123+128.

[5]李梅.新时期乡村治理困境与村级治理“行政化”[J].学术界,2021(02):87-96.

[6]赵秀玲.共同富裕下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J].甘肃社会科学,2024(05):8-18.

本文系外交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行政与自治协同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