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初次探索的标志性成果。“物质利益难题”是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费尔巴哈哲学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次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地租范畴，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在对国民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论述了扬弃私有制的思想，初步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共产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次尝试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的共产主义，对其早期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作了初步阐发。因此，回到1844年马克思的思想境域和文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初次探索的动因，理清马克思对国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阐明马克思在批判中实现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分析

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既有内在的思想动因，也有外部的现实动因。马克思遇见的“物质利益难题”是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给马克思的《手稿》打上了人本主义的印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手稿》的研究思路和写作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马克思遇见的“物质利益难题”促使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于1842年5月进入《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克思直面社会现实和物质利益问题，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章，理论视域逐渐从思辨哲学领域转到社会政治领域。

为了求解“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研究，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市民社会是从国家外化出来的产物，从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这种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辨哲学无力解释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研究使马克思明确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

马克思在《手稿》序言的第一段叙述了他研究思路和计划的转变，阐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对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1844年初的思路是“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3]大约两个月之后，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对不同对象的批判材料混在一起，不仅会妨碍叙述，还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转变为用独立小册子分别批判资本主义的法、道德、政治，而后再以一本专著阐明各部分的联系。这一思路确定以后，马克思在《手稿》展开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同时阐述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社会的关系。

（二）费尔巴哈哲学为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打下基础

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初次探索中的重要意义：“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4]费尔巴哈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恢复了人对人自身的关注。相比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尘世”，接近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马克思自觉地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

《手稿》中关于人的类本质、关于“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5]等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此时思想中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痕迹。正如张一兵所说，“青年马克思真正破解国民经济学的武器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重新塑形出来的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6]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已经逐渐摆脱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褪去了思辨的色彩。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和转变是极快的，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哲学不足一年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作了批判，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局限性。

（三）恩格斯启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思路

马克思的《手稿》的写作受到了《大纲》的影响。从时间维度来看，《大纲》的发表时间早于《手稿》的写作时间，这为马克思在写作时了解《大纲》提供了可能。

从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间接引用了恩格斯在《大纲》中评价亚当·斯密的论述：“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7]此外，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间接证明了马克思读过恩格斯的《大纲》。马克思承认：“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8]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一些观点和原则，包括“消灭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等。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魏特林、赫斯、恩格斯。从研究思路来看，两个文本的研究思路存在一定的共性，二者皆从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出发，对国民经济学的范畴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9]《手稿》的基本写作思路是使用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对国民经济学的范畴进行批判，这与恩格斯《大纲》的批判思路是一致的。总之，《大纲》对《手稿》的研究思路、写作内容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初次探索的理论批判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笔记本Ⅰ》。《笔记本Ⅰ》主要有四部分内容，分别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手稿》通过对工资、利润、地租三种财富形式的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三大阶级及其关系的分析。

（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工资范畴的批判

马克思在“工资”部分首先分析了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裂对工人造成的后果。

第一，工资受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影响。“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10]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价格即工资也受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大于资本的需求时，工人的工资就会降低。分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力,分工的高度发展意味着工人劳动技能的单一性和片面性发展，只能从事某种行业或部门的生产。可变资本具有流动性，资本家可以将其投到任意部门。劳动的固定性和资本的流动性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加重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

第二，工资受市场价格特别是生活资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动对资本和地租的影响远小于对工资的影响：“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反比。”[11]当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时，维持工人及其家人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份额也上涨。社会消费力或需求下降，引起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价格的下降。最终，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和由资本需求引起的劳动价格的下降相互抵消。在生活资料价格下降时，工资中生活资料价格部分的份额也下降，与资本对劳动需求增加引起的工资上涨也相互抵消。

第三，工资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12]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工资也保持上涨。社会财富增长也就是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积累意味着工人劳动生产的产品不断被剥夺。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对工人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资本和劳动不断增加的结果是不断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起资本对工人需求的减少、工人的失业和工资的降低。因此，在社会衰落时，工人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贫困也在持续加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资本范畴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的利润”部分摘录和评述了斯密、李嘉图、萨伊等人的著作，阐述了他对资本的理解，分析了资本利润的影响因素，阐述了资本内部的竞争关系。

第一，马克思从法权和劳动两个角度阐述了对资本的理解。“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3]资本家拥有的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私有权是由资本带来的，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在实际中体现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支配。从劳动角度来看：“资本是积蓄的劳动。”[14]货币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当货币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商品，通过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时，货币才成为资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利润增加的因素时指出：“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15]这一论述阐明了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劳动即可变资本部分，已经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

第二，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积累与竞争的关系。“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说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16]为了能够更快更多地实现积累，资本之间必然相互竞争，大资本不断挤压吞并小资本。在竞争的加剧导致单位资本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小资本面临两种境地：一是仅靠利息，而把资本吃光；二是经营实业，将资本投入生产。由于大资本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强，在生产成本的控制上比小资本更具优势，小资本在与大资本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一般地，流动资本的比例越大，流动资本的流通速度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快。就固定资本而言，大资本与小资本投入固定资本的总量相差不多，大资本能把更多的资本用作流动资本，从而赚取更多的利润。

（三）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地租范畴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在“地租”部分从法权角度解释了地租。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17]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土地所有权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上收获的利润。斯密认为地租取决于土地肥力的程度和土地的位置，[18]土地肥力越高、位置越优越，从单位面积的土地收获的地租就越多。斯密把土地富饶程度这一自然因素当作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多少的原因，错误地把土地的自然特性归结为土地所有者的特性。

接着，马克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与社会利益间的对立，批判了斯密关于二者的利益一致的错误。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存在密切联系。工业生产的增加引起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产品数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降低，地租也随之降低。相反，当社会贫困增长时，地租也上涨。土地所有者希望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收取尽可能多的地租，而租地农场主也想方设法尽可能少缴纳地租。“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19]因此，土地所有者与整个社会包括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资本都是对立的。

最后，马克思阐述了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竞争导致较小的土地所有者破产，地产逐渐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手中，一部分地产通过买卖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成为土地所有者。“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20]地租实际上是封建土地关系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延续，随着土地所有者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封建土地关系将被资本瓦解。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初次探索的理论建构

《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说、共产主义学说及其有机联系的重要体现，这些重要思想理论是在批判中建构起来的。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对私有财产这一前提未加说明后，在进一步研究私有财产起源的过程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论述了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在批判当时流行的几种错误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初步阐述了其共产主义学说。

（一）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在批判分析国民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地租范畴之后，开始分析“私有财产一般”的产生的根源，在对经济事实的分析中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及其根源，形成了劳动异化理论。

马克思从对感性的经济实际分析中概括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抽象概念，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是马克思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异化的阐释。“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1]这是马克思对经济事实作的第一个理论概括，将劳动产品概括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存在物”，即劳动产品同工人的异化。从劳动结果来看，工人生产得越多，资本家从中攫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家利用剩余价值再次投入生产，扩大生产规模，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单个工人得到的始终只是维持自己和家人生活所必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不断积累和集中，呈现出联合的力量，工人则是分散的单个“原子”形式，集中的资本不断增强其对单个的工人的统治力，持续维系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产品同工人的异化原因在于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从劳动过程来看，由于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本家，工人“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22]这个“别人”就是资本家。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但他此时关于劳动产品同工人异化的论述已经触及到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是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从人的本质和人自身的关系角度对劳动异化的把握。马克思关于人同人相异化的论述表明，劳动异化造成的结果表面上是物对人的统治，实际上是人对人的统治，是资本的人格化对劳动者的统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23]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物的现象，把握到了物背后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分工”和“货币”部分提出了分工异化和货币异化的思想，成为《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思想的前奏。“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24]体现的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劳动本身同工人的异化必然导致作为劳动组织形式的分工同工人相异化。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的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人的活动的对象。货币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是人与其对象发生联系的中介。“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25]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私有财产，是人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上的异化。

（二）马克思私有财产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阐述了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土地对人的统治，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论述了私有财产包含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阐明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劳动。

第一，马克思提出了扬弃土地私有制的思想。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关系中，土地通过地租即资本力量实现对人的统治；在封建性质的土地关系中，土地通过领主即政治力量实现对人的统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26]马克思批判了关于通过地产的分割实现对垄断地产的否定的观点，认为“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27]对地产的分割只能实现劳动的分离、劳动工具的分离，并不改变土地私人占有的实质。在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主导下，被分割的地产必然为了积累再次发生土地兼并。“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28]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扬弃私有制思想的最初表现形式。消灭垄断地产即消灭土地私有制以后，人以联合的形式占有土地，土地“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29]这是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最初阐述。

第二，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0]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条件下，外化劳动和物化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从劳动发展史来看，只是人们的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后才有了私有财产。一部分占有私有财产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无财产的人为了生存需要依附于有财产的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31]马克思从劳动出发解释私有财产，明确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归结于劳动，只有通过人的劳动，私有财产才产生出来。

第三，马克思论述了私有财产包含的劳动和资本对立关系，阐述了扬弃私有财产的必然性。私有制或私有财产是国民经济学其他一切范畴的前提，但私有财产本身也是应当说明的范畴，国民经济学却不研究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私有财产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物上的体现。“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32]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劳动成为抽象的纯劳动，工人成为抽象的劳动人，资本抛去了一切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性质，成为纯粹的资本。劳动不断生产出资本，不断再生产劳动，资本不断积累，为劳动在更大规模上生产资本提供条件。资本是私有财产的最后形式，私有财产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对自身的扬弃,“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33]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在《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批判了当时的几种错误的共产主义思潮，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对扬弃私有财产的理解，体现的是一种对物的占有的平均主义。“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34]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包含着对人的个性的否定，包含着对财产的忌妒和平均主义的倾向。在私有财产普遍化的前提下，共同性只体现为劳动的共同性以及工资的共同性，资本并没有被消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仍然存在。政治性质的和未完全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认识到了要通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来实现人向自身的复归。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35]从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政治的共产主义、未完全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基于人的异化、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6]劳动异化导致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和本质，对这种自我异化的扬弃必然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在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条件下，人的生命表现为生命的外化，人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对异化的扬弃意味着那些曾经从人自身异化出去的人的各种关系都将回归人自身，人的各种感觉都回归人自身，人的器官在形式上直接成为社会的器官，人的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人的享受和需要不再具有利己主义的性质。

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的结尾，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的环节”。[37]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人的异化是在劳动中发生的现实的异化，“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38]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还没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只是从自我异化逻辑上推出了扬弃异化的道路，但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必须要靠现实的运动即共产主义来扬弃异化，要在经济运动中为共产主义运动找到基础。马克思已经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考察异化问题和共产主义，由异化引发的关于扬弃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思考，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光明日报.2015-1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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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一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劳动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三笔记再研究[J].学术界,2021(07):5-16.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