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加征关税政策的深层动因主要有：经济上，试图靠关税扭转贸易逆差并缓解财政危机；政治上，利用民粹主义转移国内矛盾，深化经济民族主义；战略上，推动“去中国化”产业链与“美国中心化”规则秩序。未来，美国关税政策将呈现波动性、排他性、针对性、捆绑性趋势。这些政策将会使我国外贸企业战略决策面临周期与空间维度的困境，价值链陷入生产与制度层面的“双重脱嵌”，技术创新遭遇能力断层，规则博弈处于被动地位，要素流动受到严重阻滞。我国外贸企业必须深化产业共生体系，创新政企协同模式，实施技术非对称突围，构筑博弈战略支点，积极应对关税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美国关税政策；中美贸易战；全球治理体系

在国际贸易环境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下，关税作为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影响因素，其政策的动态调整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与企业竞争生态。近年来，主要国家之间围绕关税政策的频繁博弈，已突破传统贸易限制的范畴，逐渐演变为包含技术标准、制度规范与产业安全等领域的综合性战略竞争。这既反映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层次矛盾，又对我国外贸企业的供应链稳定性、技术创新路径和市场布局策略等产生持续冲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的演变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1]中美经贸关系的动态变化，无疑会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实质性冲击。[2]如何有效应对高度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税政策风险挑战，已然成为我国外贸企业未来生存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一、美国关税政策的意图与动机

（一）美国关税政策的经济需求

美国政府对外关税政策的经济需求，本质上是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政策解决结构性贸易失衡与财政可持续性危机。[3]从结构性贸易失衡来看，美国长期面临巨额对华贸易逆差。2024年，美中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达2954亿美元，占其总逆差的32.1％，中国在机械装备、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出口优势，被美国归因于产业政策支持、技术转移等非市场因素，而未被纳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分析框架。特朗普政府将关税视为快速扭转贸易逆差的工具，试图通过提高进口成本来削弱中国外贸商品竞争力，倒逼制造业回流。例如，针对汽车、半导体等逆差集中领域实施的高额关税，不仅为本土产业提供防御性保护，也试图为高端制造业重新夺取竞争优势争取调整周期。[4]从美国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来看，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达1.8万亿美元，国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占GDP的123％），在利率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关税收入成为缓解财政危机的“速效药”。美国通过设立国外收入局等机构，向主要顺差国征收特别费用以填补收支缺口。[5]

从政治经济学的深层逻辑思考，美国关税政策实际折射出其作为霸权国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地位性焦虑。[6]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构建的“比较优势分工”理想模型，在当今的全球化实践中已转变为“中国生产端集聚—美国消费端依赖”的非对称格局，而当今美国在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的竞争力衰退也加剧了这种结构性失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选择性脱钩打破既有分工体系，对碳纤维、半导体等关键材料实施进口限制，人为提升竞争对手的供应链成本，以重构“美国研发—全球代工”的新型产业垄断格局。[7]这种通过单边加征关税来应对经济结构问题的策略，实则缘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与美国国内财政扩张、国际贸易失衡之间的矛盾。

（二）美国关税政策的政治诉求

美国政府运用关税政策手段的政治动因，本质上是国内民粹主义动员与国际霸权护持策略的耦合产物。从国内政治逻辑考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长期主导下，美国社会阶层分化持续加剧，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结构性矛盾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温床。铁锈地带的传统工业区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系统性冲击，制造业岗位外迁、社区经济凋敝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落感，共同激化蓝领工人被边缘化后的认同危机。工人的集体焦虑在资本回报率与劳动报酬率失衡背景下不断累积，特朗普政府自竞选时便展示出“强硬护工”的政治形象，将中国设定为“不公平贸易”的具象化符号，后使用关税对钢铁、汽车等象征性产业实施保护，将关税政策异化为政治博弈工具，构建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图腾。美国蓝领群体普遍认为全球化进程加剧利益分配失衡，使精英阶层攫取大部分红利，而自身沦为发展代价的承受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其重拾经济话语权与尊严感的情感出口。当今美国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将复杂的经济结构转型问题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动员契机。将关税政策政治化，实际上是通过制造外部矛盾，转移民众对国内经济更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在国际政治结构重塑进程中，美国将关税工具嵌入霸权护持进程，破坏原有规则，建立排他性体系，试图维系后冷战时代的单极主导地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演进，美国采取“选择性退群”与“定向重构”的双轨策略。一方面，通过阻止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导致争端解决机制自2019年起陷入瘫痪，削弱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执行效力。另一方面，推动《美墨加贸易协定》等排他性区域安排，将“毒丸条款”纳入规则设计，实质是构建排除中国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贸易集团。在技术霸权护持层面，美国商务部依据《出口管理条例》，将华为等中国实体企业列入限制清单，形成关税壁垒和技术封锁相结合的组合遏制手段，其本质是维系其基于经济规则主导权的政治霸权。

（三）美国关税政策的战略动机

美国利用关税政策制造摩擦的战略动因，实际是为了打破既有全球化分工体系，建立“去中国化”产业链网络与“美国中心化”规则秩序。[8]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的迅速提升，已直接威胁到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权，这种政策既是对供应链风险的应激反应，更是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系统性布局。[9]美国利用加征关税政策切割区域、制约中国，尝试重组全球替代的北美产业链。《美墨加贸易协定》构建了制度化切割工具，该协定要求，若缔约国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需重新协商关税安排，实质上形成了对华贸易的排斥机制。此外，汽车产业条款强制规定“北美本地化生产比例不低于75％”，切断北美供应链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连接，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中的枢纽功能。这种“技术标准+劳工条款+关税壁垒”的复合规则，不仅助力美国实现制造业产能回流，还通过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条款，强化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为后续“去中国化”的技术封锁策略提供制度保障。

美国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尝试重塑“美国中心化”全球贸易规则。当今美国政府展现出典型的交易性外交政策，使用关税大棒迫使贸易伙伴在经济利益损失和规则选择让步之间进行权衡。在传统贸易领域，美国以25％汽车关税为威胁（针对欧盟、日本等），迫使对方在数字服务税、农产品市场准入等议题上让步。例如，2021年，美欧达成的《钢铁关税配额协议》，实质是欧盟以接受330万吨年度配额换取关税豁免。同时，承诺不对美国数字企业征收惩罚性税收。如今，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无疑已削弱了美国传统的单边控制能力。以上通过关税政策推动的产业链重构，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全球经济规则与权力分配的重大博弈，其最终结果将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10]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类关税手段的运用，实际上揭示出美国如今将产业链安全与国家安全概念深度绑定，[11]将关税工具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构建“泛安全化”规则体系。

二、美国关税政策发展趋势分析

基于上述对美国关税政策经济需求、政治诉求以及战略动机的分析，美国受国内政治周期影响以及构建“小院高墙”区域化规则，聚焦高科技与规则博弈，将贸易问题与地缘政治、价值观深度挂钩，未来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波动性

关税政治化导致短期波动与长期刚性共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贸易政策日益成为两党争夺选民的工具。在选举年，为迎合制造业工人、农业州等特定选民群体，炒作不公平贸易、加征或威胁加征关税的政治操作可能反复出现。由此，关税政策可能呈现“谈判—加征—再谈判”的周期性波动。即使短期内因谈判达成“休战”，其长期“去中国化”的战略遏制意图不会改变，政策反复性也将成为美国关税变化的新常态。

（二）排他性

“小院高墙”持续演变，向产业链区域化重构转型。实际上，尽管美国政府已借助《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投入超 520亿美元补贴本土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土的意向却依旧低迷。美银证券的调研结果显示，仅20％的分析师认为美国会出现制造业大规模回流，而40％的企业则直接表明“回迁成本过高且供应链配套存在欠缺”。因此，美国或将推动进一步“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等受跨国企业青睐的策略，将产能转移至政治关系友好、供应链适配完善的国家。其将促进完善《美墨加协定》等排他性区域协定的规则，并推动与欧盟、印太盟友等构建类似的价值观同盟供应链网络，目标是在半导体、新能源、关键矿物、医疗产品等关键领域构筑区域化、系统性排斥企业的高墙，以期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目标。

（三）针对性

“泛安全化”延伸至新兴领域，技术封锁与规则博弈协同开展。关税及关联的非关税壁垒（如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的应用范围，将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快速扩展。先进技术的主导权掌握以及新兴规则的制定权争夺将日益激烈。

（四）捆绑性

“规则武器化”与多边体系边缘化特征进一步强化。美国将继续绕过或削弱WTO等多边机制，更倾向于使用单边制裁（如301条款）、双边或小多边（如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施压来推行其贸易政策目标。通过将贸易问题与地缘政治、价值观深度捆绑，将关税及相关措施“武器化”，迫使贸易伙伴在政治、经济、技术领域选边站队。WTO等传统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可能进一步被削弱。

三、美国关税政策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

美国关税政策趋势互相叠加演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产生深刻且复杂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五个层面。

（一）企业战略决策层面

频繁波动的关税政策具有明显的“战略性模糊”特征，其政策工具组合在产业保护、技术遏制、地缘竞争等多种具体目标间频繁调整，不明确的策略给我国外贸企业决策带来巨大困扰。从时间维度看，企业难以准确预判政策周期，无法制定科学合理的中长期规划，在产能扩张、市场布局等方面不敢轻易投入，错失发展良机。从空间维度看，不同区域市场规则差异巨大，企业需要应对策略冲突。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关税政策、市场准入标准各不相同，企业难以制定统一的市场策略，增加了运营管理难度。从价值维度看，企业被迫在商业理性与政治正确之间进行艰难权衡，部分企业为迎合美国市场的政治需求，不得不调整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导致企业经营呈现短期化倾向。

（二）区域价值链重构层面

美国通过加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正逐渐加速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重组，使我国外贸企业在生产和制度层面陷入“双重脱嵌”的困境。在生产层面，原本依托全球分工形成的专业化生产协作体系被强行打破。以往，企业凭借高效的跨国协作网络，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如今却面临两难抉择。既难以割舍多年经营形成的既有合作关系，完全退出跨国协作网络，又不得不直面区域贸易集团筑起的“小院高墙”。例如，北美市场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抬高区域内生产标准和本地化比例要求，将大量中国企业拒之门外，导致中间品供应体系被物理分割。更为严峻的是，这种价值链断裂不仅体现在生产环节的分离，更延伸至标准体系、认证机制等制度性层面。不同区域市场推行的技术标准、认证规则差异巨大，甚至相互排斥。外贸企业需要在平行且互斥的标准体系中艰难求生，不仅要承担重复认证带来的高昂制度成本，还要面临因技术路径选择失误导致的巨大沉没成本风险。部分企业为满足不同市场标准，不得不在研发、生产环节投入双倍资源，削弱了市场竞争力。

（三）技术创新迭代层面

美国的关税政策与技术遏制策略相互配合，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的技术追赶步伐，加剧了技术能力断层问题。一方面，在基础研究领域，关键设备进口受限成为企业技术发展的“拦路虎”。许多企业因无法获取关键领域的先进研发设备和技术，不得不选择落后于第一线的技术路线进行替代研发，技术路径被迫锁定于次优状态。另一方面，在应用创新层面，国际科研合作的减少也对企业技术融合能力造成严重打击。过去，外贸企业往往能通过开放式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获取技术外溢红利，实现快速发展。如今，由于关税政策导致的国际交流受限，企业难以接触到最新的技术理念和创新成果，技术融合能力逐渐下降。然而，上述压制政策客观上倒逼了我国外贸企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进程。近年来，我国在量子通信、AI等科技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

（四）贸易规则博弈层面

美国政府试图结合加征关税政策与地缘性贸易规则，构建起极具排他性的制度屏障，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新一轮挑战。一方面，美国将传统贸易条款如原产地规则、劳工标准等与价值观挂钩进行改造，以“民主供应链”为借口设置非关税壁垒。这种做法将贸易问题与意识形态捆绑，大幅压缩我国企业的合规空间。例如，在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美国对相关产品设置严苛审查，许多企业即便产品质量过硬，也因难以满足其意识形态标准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另一方面，美国借助数字服务税、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新兴规则，将贸易竞争引入数字经济治理、气候政治等新领域。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标准等成为新的竞争焦点。我国企业不仅要应对显性的关税成本增加，更要直面隐性的制度适配难题。我国企业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制定、绿色认证标准设定等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面临系统性规则失语风险，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

（五）要素流动阻滞层面

美国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严重受阻，深刻重构了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人才流动方面，科研人员国际交流受限，导致知识更新速度大幅下降。企业技术团队难以接触到国际前沿技术和创新理念，创新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关税政策所引发的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流产生持续影响，迫使企业将原本用于人才激励的预算转向短期生存性支出，这将导致核心技术人员薪酬相对下降，最终削弱企业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资本配置方面，跨境投资审查的强化迫使企业重新调整全球化布局策略。外贸企业在追求效率与保障安全之间难以抉择，陷入两难境地。为规避投资审查风险，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原本高效的全球投资布局，选择在国内或政策友好地区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企业的发展效率。在数据要素领域，跨境数据流动管制加剧了信息孤岛效应，企业在进行数字转型时，难以整合全球数据资源，无法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数字转型进程被迫放缓，竞争力也随之下降。

四、我国外贸企业应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对策

（一）深化产业共生体系，激活全球市场协同动能

面对频繁波动的关税政策，企业需正视全球化供应链重构期，把握中外企业产业协同、利益共生的特征。我国外贸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在规模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产业集群成熟度方面仍具较强竞争力，应与美方采购商形成战略互惠合作，以共担关税成本，从物流运输、仓储管理等新视角进行优化，对冲部分关税影响，维持产品综合性价比优势，也为中美产业远期协作奠定基础。当对美外贸因关税政策受阻时，企业可尝试强化其他区域规则嵌入能力，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框架巩固企业在东盟、日韩等地的市场份额，与现有或更多国家签订或升级互通互惠的自贸协定。例如，在东南亚布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以技术输出换取原产地规则优化；在中东欧设立高端装备制造中心，通过“技术入股+联合研发”实现标准互认。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贸易平台，打通国内电商数据与海外仓系统，形成“国内需求洞察—区域敏捷生产—全球精准分销”的闭环，实现内外循环的协同推进和价值跃迁。

（二）创新政企协同范式，破解系统性压制困局

在美国关税政策与技术遏制的复合压力下，政企需构建“制度护航—产能优化—规则重塑”的协同体系。一方面，政府应设立国际贸易合规服务中心，集成反倾销应对、技术认证等专业服务，建立“政策预警、财税救济、市场转移”的快速响应机制，为企业提供突发性关税冲击的缓冲方案。另一方面，外贸企业需优化全球产能布局，在墨西哥、越南等地设立关税友好型制造枢纽，采取模块化生产与核心技术国内留存策略。即将通用生产环节转移至海外以规避原产地限制，关键技术则保留国内防止外溢。同时，在东盟生产基地推广氢基炼钢等低碳工艺，同步申请国际零碳认证，使产品同时满足欧盟碳关税与区域规则，将绿色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政企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区域技术标准互认，使中国制造逐步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定义规则。

（三）开辟技术非对称突围路径，重塑创新生态系统

在技术封锁的国际贸易环境下，中国外贸企业需尝试技术创新与领域突破双轨并行的发展战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创新的优势，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在光伏等成熟领域，通过工艺革新压缩成本优势；在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探索开源协作与自主架构的混合创新模式。建设区域性技术转化中心，将中国研发能力与东南亚制造资源深度耦合。例如，在马来西亚工厂移植自主氢能炼钢技术，既规避关税又输出标准。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引入柔性的生产体系与智能化生产计划系统，提升对市场波动的响应效率。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数据脱敏—模型训练—全球应用”新模式，通过金砖机制推动发展中国家数据主权公约建设，打破美欧数据本地化壁垒。在人才生态构建方面，企业需突破传统边界，设立海外研发飞地，吸纳国际智力资源，允许国外科研人员以项目制参与国内攻关，形成“以市场资源换取技术资源”的反向人才吸引模式。

（四）构筑规则博弈战略支点，掌握全球化重构主动权

我国外贸企业需从规则适应者逐步转变为制定者，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建立话语权。具体而言，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一带一路”沿线应用，针对大宗商品设计“人民币计价+黄金担保”混合结算方案，削弱美元波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主导构建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联盟，在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领域输出中国方案。例如，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推广北斗导航与电子关锁技术标准，为后续规则制定奠定技术基础。在应急体系建设方面，需强化风险对冲能力，建立民生商品战略储备与价格监测机制，通过定向投放稳定市场价格，减轻输入性通胀的影响。开展新兴产业技能培训，推动劳动力向半导体封装、工业软件运维等高技术岗位有序转移，提升劳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层次。将外部关税压力转化为重构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战略机遇，推动我国外贸企业从被动应对外部挑战向主动塑造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发展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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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和平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季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陈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