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对标世界顶级湾区进行规划建设的现代化、国际化湾区。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存在特色不够聚焦、创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不足、国际化程度有待加强、文化价值观认同度不强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仍需推进等问题。必须倾力打造具有明显特色优势的湾区经济、基于数字化技术赋能湾区创新发展、运用国际化视野提升湾区治理水平、构建多元一体的人文湾区和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湾区生态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影响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  数字化技术；国际化治理；生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从地理学概念解析指的是由相对独立的海湾及其周边紧密相连的港湾、岛屿等共同组成的具有特殊地理位置优势的区域，但现代“湾区”概念不仅指满足临海湾作为自然地理属性的发展地域，同时还需具有经济区的内涵特征。[1]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是由广东广州、深圳、珠海等9市以及香港、澳门组成的“9+2”城市群，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和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而世界级湾区崛起过程的背后则是产业持续的转型升级，以及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环境等各个层面的优化与协调过程。[2]当下，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大湾区不仅是区域经济形态，更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引擎”。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实践

（一）产业协同与动能转换深度推进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区域内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分工体系。香港凭借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金融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深圳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以强大的科创实力推动产业升级。广州则依靠完备的制造业基础，成为区域内制造业的核心区。这种“香港金融+深圳科创+广州制造”的分工模式，实现了优势互补，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成为制度创新试验田，在政策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些平台通过先行先试，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山、东莞等地通过举办“院士峰会”“织交会”，积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虎门镇为例，其以“文化赋能+数字设计”打造时尚产业集群，将传统的服装产业与新兴的数字技术和文化元素相结合，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还推动了产业的创新发展，展现出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为传统产业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大湾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二）制度衔接与治理机制渐进突破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粤港澳三地积极探索跨区域协调机制，建立了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等重要机制。这些机制为三地在政策制定、项目推进等方面提供了沟通与协调平台，促进了区域内的合作与发展。为了促进要素流动，三地在政策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深圳试点“跨境金融监管沙盒”，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境金融业务创新。珠海横琴实现“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创新，提高了资金跨境流动的效率和便利性。这些政策创新为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三地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互认等领域达成了三十余项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减少了制度差异带来的治理壁垒，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三地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侵权行为，有力保护了创新成果。在标准互认方面，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三）多元融合与人文湾区立体构建

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中山慈善万人行”等品牌活动为重要载体，大湾区的文化建设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态势。岭南文化作为大湾区的本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海洋文化则赋予了大湾区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港澳多元文化在与内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进一步丰富了大湾区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大湾区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圳在推进“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积极联合港澳举办跨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共同努力修复了多处历史文化遗址，不仅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还增强了三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数字文化产业在大湾区也取得了快速发展。近年来，大湾区动漫、游戏产业产值屡创新高，形成了以广州“天河文化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产业集聚区，这不仅有利于整合资源，而且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四）民生共享与优质生活圈初具雏形

在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大湾区取得了重要进展。港澳居民在内地参保人数每年递增，为其在内地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大湾区内超过百所学校实现了“跨境升学”便利化，为港澳学生在内地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中山推行的“积分入户”和“异地务工人员子女积分入学”制度，为解决港澳外来人口的教育和落户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广州南沙建成“湾区跨境医疗中心”，实现港澳药品、医疗器械跨境使用，为大湾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大湾区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标志性工程的建成，不仅方便了居民的出行，也加强了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

（五）绿色发展与生态共治协同发展

大湾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建立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加强了对空气质量的监测和治理。近年来，大湾区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这得益于三地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面不断加强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广州黄埔区“东明三路综合加能站”作为首座“五位一体”能源站，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推广应用氢能、电能等清洁能源，为能源转型提供了示范。珠海、深圳试点“蓝碳交易”机制，澳门推动“无废城市”建设，三地在河涌治理、海岸线保护等领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为打造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奠定了基础。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

（一）湾区特色聚焦性偏低

从国际典型的成功湾区建设经验可知，只有形成湾区特色聚焦性才能充分体现优势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均是拥有各自特色优势的独立个体，各个城市都想更多地彰显和突出自身，从而弱化了整个湾区的特色聚焦性。因此，构建粤港澳总体协同布局的一体化发展空间格局，促进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下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3]现阶段大湾区内成员的联盟关系仅停留在现有资源的横向结合上，缺乏较深层次的深度融合，导致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为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

创新是湾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原生动力和基础支撑，而当下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尚未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导致大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偏弱。在科技创新方面，大湾区由于各地经济结构与体制机制的差异性，导致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创新空间“聚而不联”，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乏力等问题。大湾区涵盖的珠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大门”，这种自然与人文的独特优势，促使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以生产加工及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方式，众多要进入中国市场或需要在全球寻找新经济增长点以及降低运营成本的国际跨国企业，均选择产业链相对成熟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政策相对开放且地理位置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作为切入点，而优质低廉的巨大劳动力红利也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条件。为此，众多国际公司愿意进入中国开设工厂、成立公司等，以上综合因素造就了珠三角地区成为世界级制造工厂。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加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刻意打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的运行和发展备受考验，在全球产业版图中的地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4]

（三）文化价值观认同度不强

首先，港澳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这是大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当前，港澳青少年能准确识别大湾区核心文化标识的占比不高，这表明在文化传承和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部分港澳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不强，对大湾区的文化融合和发展缺乏积极参与的意愿，这不利于大湾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其次，文化产业协作存在壁垒，限制了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香港电影、澳门文创产品进入内地市场需要经过严格审批，繁琐的手续和政策限制使得文化产品的流通受到阻碍。目前，湾区文化产品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高，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文化市场的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最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均衡也是一个突出问题。珠三角九市每万人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远低于香港，基层文化交流活动覆盖率仍有待提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不足，不同地区居民享受到的文化服务存在一定差距，影响了文化普及和传播，不利于增强大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国际化程度有待加强

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治理机制国际化水平不够。如目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要以行政协作为主要形式，多以政策性文件作为实施基础和依托，缺乏高位阶法律保障，并未形成具有体系的跨域法律框架。[5]由于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属性，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已经成为其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大湾区内的城市群行政体系构成相对复杂，既有特别行政区，又有省会城市及特区，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且为区域成员所认可的运行机制并不容易。而运行模式不健全，势必影响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协作机制现代化程度不高。当前，大湾区高校有组织科研面临跨境协作组织不够健全、科技人才自由流动受限、科研经费跨境流动不畅、技术合作及设备共享受阻、高校科研合作制度尚未健全等问题，跨境有组织科研的实质性进展比较缓慢。[6]尤其是顶尖大学数量与世界三大湾区存在较大差距，在大湾区内能够进入世界顶尖大学行列的只有香港大学。由于缺乏卓越大学集群，难以形成“高校集群—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为主导的新型融合发展模式，也无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服务湾区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

（五）生态文明建设仍需推进

首先，跨境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完全贯通。由于三地环保法规、排放标准尚未统一，导致了跨境污染责任界定困难；执法协作效能不足则暴露了执法联动机制短板；生态补偿机制碎片化造成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碳汇交易等市场化工具推广应用受限。[7]其次，污染防治攻坚进入深水区。石化、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治理短板仍存在，海洋生态修复任务艰巨，珠江口邻近海域总氮浓度反弹、万山区珊瑚礁覆盖率下降、海漂垃圾频发等问题凸显了陆海统筹治理不足和监测体系尚未健全。农业面源污染监管薄弱，珠三角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排放的氨氮、总磷占流域污染负荷比重较高。最后，绿色转型面临多重约束。目前，由于高耗能行业占比较高、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进度滞后，大湾区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能源替代进程，从而造成能源结构优化压力突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处于初级阶段，成果转化率明显不足，进一步影响了绿色转型的进程。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打造聚焦特色优势的湾区经济

从现代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可知，聚焦特色并进行不断强化和辐射扩散，是实现湾区经济增长效应的有效途径。要凸显湾区特色，需要在立足湾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区域协同机制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保障大湾区整体建设规划的统一性、协调性和一致性。大湾区规划建设的兼容性及可塑性很强，可以在充分参考及借鉴世界成功湾区建设的经验基础上，从“9+2”的地理空间布局、产业链关联度及聚集性等方面进行整合规划，创新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共同体协调机制，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创新区域协同机制，在大湾区内选择试点城市，从“点”至“面”逐步推进，经过试点试行和总结经验，然后进行大规模推广。基于区域资源禀赋，充分凸显大湾区规划建设特点和彰显区位优势，在深度挖掘大湾区内各个成员城市自身优势特色的同时，突出整体规划布局带来的规模效应。

（二）推动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经济实力和开放的市场环境，正快速成为国际创新中心。[8]大湾区是基于珠三角产业群发展基础，再融入香港和澳门两个行政区而形成的新型湾区。从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的经济贸易合作可知，珠三角地区更多是作为制造工厂的角色而存在，而港澳更多担当着对外贸易的门面角色。近年来，广东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这种传统合作模式有所改变，而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正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加持和数字化经济的双重驱动，极大推动了区域间的经济融合发展与专业化分工协作，而技术赋能有助于缩小地区技术差距、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整体创新效能。[9]当前，数字化已成为大湾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字化技术运用也必然会重塑大湾区的经济形态，从而促进产业链实现价值攀升。要实现大湾区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必须围绕服务港口经济建设，利用数字化技术重新构建新型的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信息链和资金链等。应借助数字化技术，突破资源配置瓶颈，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三）构建多元一体的人文湾区

“多元”是人文湾区的活力源泉，不同地域的方言、民俗、艺术、历史记忆等构成了湾区丰富的文化生态，需要通过保护与传承保留其独特性，避免同质化。一方面，深挖文化根脉，筑牢“共同记忆”。通过建立跨区域文化遗产数据库、对湾区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与活态传承，联合编写区域文化通史、制作纪录片等，科学系统梳理共同的历史脉络，让“同源”意识深入民心。对老旧街区进行微改造，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同时引入新业态，让历史场景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线下客厅”。不断创新表达形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让多元文化“活起来”。另一方面，打破行政壁垒与认知隔阂，通过机制创新与平台搭建，让文化资源“流动起来”。将人文湾区纳入区域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多元文化保护、融合的目标与责任分工，通过建立跨区域文化协调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对接、文化市场准入互认，进一步降低文化要素流动成本。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支持跨区域文化项目，对港澳与内地的文化合作给予资金支持，推动其从“各自为战、孤芳自赏”向“资源共享、互惠双赢”转变。积极举办常态化跨区域文化活动，搭建“数字人文湾区”云平台等，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大湾区“文化共生、社会共治、民生共富、命运与共”的美好愿景。

（四）提升大湾区国际化治理能力

提升大湾区国际化治理能力是加快推动其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关键。大湾区治理由于涉及行政框架束缚和多方利益冲突调整，是一项充满复杂性且高难度的系统工程，要通过上层有效沟通并设计利益补偿机制，从而确保各方利益相对均衡。首先，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大湾区市场一体化运行机制建设，促进大湾区内跨境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让大湾区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可塑性和国际性。例如，三地可以联合组建创新产业联盟、科学技术共享机构、学术交流组织等，全面推进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从多层次、多方位、多样化、多角度促进大湾区城市群之间高水平、强关联、深层次、持续性地融合。其次，建立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服务体系。大湾区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一流国际湾区，加快推进形成创新高效和支撑能力强的服务体系，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为吸引和留住国际化优质人才和顶尖人才搭建好坚实平台，为大湾区人才聚集、资本积累和技术沉淀打好根基。最后，构建高等教育与大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效纽带。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应组建高等教育联盟，加强人文、科技、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实现教学资源共创、学术成果共享、教学学分互认、毕业证书通用等。聚合粤港澳三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和取长补短的教育生态体系，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尽快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让高等教育成为服务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五）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建设

大湾区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建设，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产业升级、能源转型、生态修复、区域协同与制度创新。首先，构建绿色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生态协同发展。加快传统产业全链条绿色改造，着力培育新兴产业绿色动能，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应用，促进循环经济与资源高效利用，切实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实现节约能源和提质增效目标。其次，持续深化区域协同治理，破解跨境环境治理难题。积极构建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标准对接，通过设立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小组，搭建信息互动及资源共享协同治理平台。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持续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跨境河流治理等领域合作，切实提高大湾区生态治理成效。再次，创新绿色金融工具，进一步强化资金技术双轮驱动。政府部门应联合金融机构，紧抓大湾区绿色金融改革机遇，出台财政激励政策、发行绿色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支持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融资，有效引导企业走向绿色生产，切实降低碳排放强度，让企业成为支撑大湾区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最后，以科技赋能提升大湾区智慧治理水平。加快构建大湾区生态环境数字化综合管理体系，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和物联网数据，实现污染源精准溯源，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预警能力。依托相关科研实验机构等，加快绿色技术攻关和落地推广应用，提高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含金量”。此外，推动公众参与、共建共享绿色家园，加强环保教育，强化公众生态意识，倡导低碳出行，切实让绿色发展理念在大湾区真正落地生根。

综上所述，中国适合发展湾区经济的区域不少，大湾区作为中国第一个以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规划建设的世界级湾区，对于未来中国湾区经济建设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参考借鉴价值。因此，探索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是推动大湾区优化提升，不断完善、缩小与世界一流湾区之间差距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大湾区真正跻身世界一流湾区行列目标的时代诉求。

参考文献：

[1]张艺帅,赵民,王启轩,等.“场所空间”与“流动空间”双重视角的“大湾区”发展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8(04):24-33.

[2]刘毅,王云,李宏.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3):312-321.

[3]罗琼,钟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双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4(04):170-190.

[4]刘佳,陈林.数字化转型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韧性的逻辑机理与发展路径[J].学术论坛,2024,47(02):68-78.

[5]朱国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律困境与进路[J].深圳社会科学,2024,7(03):35-44.

[6]黄炳超.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跨境协作机制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24,18(03):24-33.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2720号（资源环境类206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2024-08-02）[2025-06-15]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3/202411/t20241125_1096669_wh.html.

[8]金原诗,刘子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圈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4,40(10):129-133.

[9]李冠源,徐建斌.“线下+线上”模式推进欠发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论坛,2021(05):23-30.

本文系2022年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直播电商助推汕尾产业发展研究”（编号QYFZ23-001）和 2023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人文社科）“数字经济背景下工商管理研究创新团队”（编号2023WCXTD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