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需要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命题，蕴含着从应然到实然的演绎逻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应然价值取向，贯穿以实事求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思维，彰显以历史合力创造先进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形成以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策略，蕴含以质量互变实现生产力跃迁的演进规律，深化以二元协同激发经济活力的“两只手”理论，增进以内外联动畅通要素流动的“双循环”格局。在实然状态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延伸出一系列实践遵循，需要把握辩证统一关系，优化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布局，造就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优势。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技创新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质变特征在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相继涌现。新质生产力呈现出的“加速度”与“高质量”发展趋势亟须科学有效的实践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将其确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指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改革举措，成为各地区各部门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道路的政策依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和逻辑基础，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视域强化理论研究。分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应然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明确其功能定位，进而探讨实然意义上的实践遵循，从而深化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与主动作为的理论认识，拓展相关研究谱系，助力各地加快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质生产力。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取向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生产力理论结合的重大命题，具有鲜明的应然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彰显着历史合力的唯物史观，推动形成先立后破的基本策略，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二元协同理论，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贯穿以实事求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思维

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干事创业的思想路线，凸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不仅强调认清事物本来面貌、把握所处发展阶段的重要性，还要求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勇于回应新的时代课题，推进理论创新。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思维作出重大部署。例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在“双循环”中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不是要搞大水漫灌”，[1]而是立足实际，在有效制度、内需体系、居民消费等方面精准发力的过程。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始终贯穿于各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之中。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的紧迫性，通过建构新质生产力的相关原理，形成了指导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对实事求是的现实运用与创新发展。

（二）彰显以历史合力创造先进生产力的

唯物史观

19世纪末，为应对资产阶级对唯物史观的诘难与歪曲，恩格斯集中阐述了“历史合力论”，借喻“力的平行四边形”澄清了历史向前发展的现实动因。首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契合了历史合力论对经济因素的强烈关注。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其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了多种因素共同促进历史发展的合力作用。“因地制宜”强调对各个地区发展条件的充分运用，注重多种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通过“因地制宜”来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格局，有助于提升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科研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联系度、紧密度和协调度，促进全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提升。最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4]的现实确证。社会发展规律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生发于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中。通过各个地区人民的主体创造，把体现人的意志和目标的本质力量物化为原先没有的现实存在的新型劳动产品，形成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历史合力。

（三）形成以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基本策略

战略与策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宏观战略指引具体策略的制定，具体策略服务宏观战略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5]“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规划需要灵活有效的策略体系。面对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相关产业与配套设施，需要注重“破”与“立”的关系。事物的发展是遵循“立—破—立”的扬弃过程，先立后破的基本策略进一步实现了生产力在新旧发展动能更替中的动态平衡。新质生产力既脱胎于传统生产力的长期积累，又具有超越传统生产力的质态变化。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生产要素的高度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化建构起全新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传统生产力并不完全等同于“低端生产力”，不能简单地直接退出。传统生产力在改变经济总量相对落后的境遇中作出了丰厚的历史贡献，奠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延伸出的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有着充足的转型升级空间。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了先立后破的策略体系，蕴含着辩证扬弃的价值取向。

（四）蕴含以质量互变实现生产力跃迁的

演进规律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有力确证了我国经济向更高级形态的演化趋势，遵循着质量互变的历史演进规律，彰显了中国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质变，使得对经济发展“量”与“质”的关系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我国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带来雄厚的物质积累，奠定了生产力质变的前提基础；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造就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了生产力质变的关键要素；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广大的创新要素与应用场景，拓展了生产力质变的发展载体。从大历史观的长远视野来看，当中国逐渐从赶上时代转变为引领时代、日益逼近西方发达国家的领跑领域时，就需要更加先进的生产力以占据时代制高点。领跑开拓式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不同于跨越赶超式的传统生产力，而是彰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优势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光明前景的新事物。“因地制宜”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略，就是为了加速新质生产力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而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

（五）深化以二元协同激发经济活力的

“两只手”理论

“两只手”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隐喻，描绘了经济发展的两种机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较为直观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态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诉求则更为考验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贯彻“放得活”与“管得住”的改革要求，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并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升为影响改革发展全局的四个重大关系之一。政府与市场是一个向前发展的矛盾统一体，二者的关系也具有动态演进的特征。各地政府提升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和服务水平，增强规范资本和宏观治理的能力，构建更高水平的有效市场和更加公正的有为政府。关键核心技术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高风险和长周期的特征，需要超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组织协作，单独依靠政府或市场都难以发挥高效作用。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体系下，各地政府的任务更为聚焦政治性与战略性。引入了市场机制的新型举国体制，又能够促使政府与市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与应用达成共识，有效规避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出现的创新资源错配和成果转化低效等问题。由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实践中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入高水平阶段。

（六）增进以内外联动畅通要素流动的

“双循环”格局

在国内大循环中，处于供给端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经济循环的顺畅与否。各地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与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性，具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类型和结构，需要通过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来提升生产供给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蕴含着优化生产力重大布局的战略功能。各地立足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特性，促进各地新质生产力产业集群的优势互补与联动发展，优化社会分工体系，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完善生产力发展的空间结构。同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共性目标下，各地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能够逐渐消解区域市场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使资金更多流向生产环节和部门，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本收益率。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必然选择。国内经济的畅通循环不仅能促进形成高质量、高效能的供给体系，还能增强众多国内企业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提升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水平，增强国际循环的自主性，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遵循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要从实然的角度把握理论指引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的有机结合，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明晰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辩证关系，塑造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推动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紧密结合。

（一）把握理论指引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

理论创新对实践创造具有前置性的先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洞察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把握住了生产力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从“加快发展”迈向了“因地制宜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为国家重要改革任务，并围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治理体系、生产关系等领域的改革方向，凝练起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体系。同时，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是立足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共性规定和行动指南，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实现从理论形态的“抽象”转变为实践形态的“具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由之路。将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原则贯穿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场域中，就要结合当地已有的生产力基础，分析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具体条件，由点及面地积极探索。例如，经济发达地区，要率先探索出有利于全国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的有效路径，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增长极。

（二）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的有机结合

社会生产力是在人类“历史合力”的作用下共同创造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6]必须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技术突破、产业布局、资本投入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形成了具有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成为了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遵循。坚持“因地”，承认客观差异，才能“制宜”，解决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新质生产力是符合协调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要依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才能发展壮大。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通过贯彻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体现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平原与山区、产业发展区与农产品生产区、能源资源区与生态保护区的功能特色。要坚持“发展落差往往是发展空间”[7]的辩证视野，善于从发展落差中寻找新的生产力增长点，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例如，城市化地区就要发展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价值创造能力，发挥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性作用；生态保护区要重点引进绿色低碳技术，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农产品主产区要着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民族边疆地区要积极维护新质生产力的安全发展环境，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生产力质变中，蕴含着旧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衰减和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增长。我国传统产业作为旧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历史产物，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尚未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8]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因地制宜”的必由之路。要以先进的生产资料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新兴产业聚集了大量的先进生产要素，通过深化业务关联和技术渗透，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耦合发展。例如，将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的研发、设计、生产、管理等环节，促进产业数字化。推动人工智能在传统产业的规模化运用，发展智能工厂，根据各地培育产业的要素导向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智能产品。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创新化石能源利用技术，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加快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绿色转型进程，推进绿色低碳化技术改造，打造有利于碳减排的绿色产业布局。同时，产业体系的“因地制宜”还需要坚持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重点考虑符合地方发展需要、具有相关产业基础的新兴产业，科学塑造产业梯度格局与产业比较优势。

（四）明晰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9]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的思维习惯并不适用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辩证看待生产力发展中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关系，推动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一个量变中蕴藏着质变，质变中体现量变的动态过程。规模增长是推动质量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质量提升是引领规模增长、新质生产力跃升变迁的内生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要在实践中明晰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辩证关系。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经济规模基础、资源环境容量和开放开发潜力，在发展质量上也表现出不平衡性，需要根据自身劳动力资源状况、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的客观条件，有选择性地开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经济大省要在创新赋能上塑造新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10]以颠覆性技术成果引领未来发展的新赛道，在推动生产力“质优”中发挥挑大梁作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还要推进精细化的资源开发，为承接沿海地区的科技领军产业以及培育属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初级产品供给基础，在促进生产力规模增长的过程中提质增效。

（五）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在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因地制宜”，立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培育新型生产关系，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机制。有效市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则能进一步加速创新资源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聚集。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进程中，要结合区域重大战略推进区域协作，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方法，推动区域市场遵循“极化—扩散—联通”[11]的发展脉络。首先，打破区域市场内部的壁垒和自我小循环，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塑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其次，发挥区际外溢效应，推动区域市场向周边辐射扩散，逐渐模糊市场边界，扩增市场容量。最后，全面促进各区域市场的互联互通，合理有序推进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梯度承接产业，促使区域之间的生产力竞争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推动各个区域一体化市场融合连片发展。同时，要发挥有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性与互补性作用。地方政府在发挥其自身区域的禀赋优势的基础上，要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为更多市场主体进入降低门槛。还应发挥政府前瞻谋划的政治引领作用，牵头投资前沿关键技术，保障创新经济的持续性，促使新质生产力能够长期涌现。由此，能够有效破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12]的现实难题，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

（六）推动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紧密结合

当前，技术进步共享和供应链整合日益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加剧了全球生产力发展的碎片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紧密结合，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13]塑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14]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具有核心地位，也是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各区域通过发挥自身的科教资源优势，加强区域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有效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实现。同时，开放合作有助于营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生态，增强生产力诸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例如，在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方案中，深圳市侧重发挥科技动员优势，[15]举全市之力集聚资源，以超常规力度支持处于风口期、资源投入大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空天、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技术，以领先的前沿科技创新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拓国际新兴市场。无锡市借助江苏新型研发机构全国总量第一的规模优势，与省内新型研发机构共建创新联合体，[16]大力支持外资企业引育研发中心，围绕新型工业化布局产业技术供给体系。[17]

四、结语

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进程。从应然与实然的维度上揭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价值取向与实践遵循，形成价值取向引领方法创新的演进逻辑。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促进理论指引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历史合力的唯物史观引领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的有机结合，先立后破的基本策略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质量互变的发展规律确证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辩证关系，二元协同的“两只手”理论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内外联动的“双循环”格局要求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紧密结合。“因地制宜”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密不可分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有效规避“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的同质化发展路径，培育若干区域性的新质生产力增长极，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力回应“中国见顶论”“中国改革停滞倒退论”等唱衰中国发展的错误论调。

参考文献：

[1][2][6][9][12][13]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398,515,350,91,529,334.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4,606.

[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55.

[7]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67.

[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62.

[10]曲永义.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红旗文稿,2025(05):24-27.

[11]刘志彪,刘俊哲.区域市场一体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推进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103-111.

[14]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N］.人民日报,2025-03-06（01）．

[15]刘新,曾立.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的对策思考[J].江南论坛,2023(05):38-42.

[16]方晓红.新质生产力赋能无锡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江南论坛,2024(12):50-54.

[17]刘庆龄,曾立.新型研发机构赋能创新发展效能提升实证研究——以“苏州·中国声谷”为例[J].创新与创业管理,2024(01):97-11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防科技重大工程治理机制研究”（编号23&ZD136）和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编号XJWF2024008）的阶段性成果。

（谢鹏俊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曾立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