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钱穆成长于桐城派的影响范围之内，受到桐城名家作品的熏陶，并在其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深化对桐城派的认识。钱穆认为桐城派文章并不空疏，可以反映时世；认同学术要有益于社会，知识分子要经世致用；并对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方东树是清代学风即将转变的代表，肯定曾国藩学术经世的观点及其对于晚清中兴的贡献。钱穆在为学过程中实现了对桐城派的超越，其一生坚持为学不立门户，坚持“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

关键词  钱穆；桐城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被称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中国一代儒宗。[1]桐城派作为清朝的一大散文流派，崛起于清初，亦称“桐城古文派”，讲求“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2]“东南学术，另有渊源”，[3]晚清桐城派的辐射范围主要是在东南地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先后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姚鼐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私淑弟子曾国藩等均活动在东南地区。钱穆乃东南文化的产儿，[4]其早年从思想到治学都受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桐城派虽然在近代屡受批判，但其流风余绪依然通过各界人物而得以流传。在钱穆的学术版图中，桐城派名家作品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钱穆学术史的方法和史识以义理、考据、辞章为中心而展开，桐城名家、桐城古文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桐城派的精神内核也在其研究中得以传承。本文欲论述钱穆与桐城派的学术渊源以及钱穆在学术研究中所体现的对于桐城派的认识与超越。　

一、钱穆与桐城派的学术渊源

在钱穆早年的人生中，桐城派名家的经典作品一直浸润着他。在其读书求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幼年时期父兄的耳濡目染，还是少年时期老师的传道授业，抑或与共学之人的学术交流，桐城派的名家名作一直是钱穆学习的重要部分。在开始教学研究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下，钱穆不仅选用桐城派名家名作作为教学案例，其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涉及桐城派的文章也持论甚平，甚至可略见回护之意。

（一）读书求学

钱穆出生于无锡书香世家，幼年时期就接触到了桐城派名家名作。其兄“喜吟咏，曾文正《十八家诗抄》不离手口”，[5]其父教授其兄“读《国朝先正事略》诸书”，[6]钱穆常于枕上窃听。钱穆十岁开始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读书，升入高级班之后，国文老师顾子重学通中西，钱穆作文以“呜呼”开篇，顾子重对其大为称赞，期待“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7]钱穆晚年追忆，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启发了他深入阅读韩愈作品的兴趣。桐城派讲究文承韩欧，“曾国藩与桐城派的联系就源于他对古文的喜爱”，[8]钱穆的文学入门亦与桐城名家有高度的相似性。华紫翔讲授中国各体古文，“起自《尚书》，下至晚清曾国藩”，韩愈的《伯夷颂》、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曾国藩的《原才篇》等，“皆是紫翔师在余幼年之启迪，有以发之也”。[9]因为名师的教育，钱穆之后诵读古文，“不分骈散”。

钱穆在钟英中学时，阅读了曾国藩的名篇《求阙斋记》，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少年钱穆读《曾文正公家训》，“大喜不忍释手”，[10]书中内容让其夜不能寐。次日，钱穆未吃早饭就在街上寻找书店，同买了《曾文正公家训》和《家书》，而店主人对其大加赞赏。钱穆因读书与书店老板结交，获得了更多读书的机会。

自1909年初读《曾文正公家训》以后，钱穆即以曾国藩教诲作为自己读书与做人之指引。曾氏教人治学与做人不应有所偏倚,读书则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面兼顾,要“日知其无”“通体读过”等,听起来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为亲切,对钱穆治学方向的形成影响甚大。[11]

1912年始，钱穆在三兼小学任教。三兼小学中有一先生名为秦仲立，因同读《曾文正公家训》与钱穆交往日渐深厚。钱穆的才华让秦仲立钦佩，秦仲立将其引为“共学”之人，并将自己书架上的书与钱穆分享。钱穆得以接触严复的《群学肄言》以及《名学》，称《群学肄言》为“大佳”。[12]

1913年，钱穆至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三年之后，钱穆阅读《后汉书》时，忆起自己念书一直遵循的是曾国藩的方法，“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循外为人”。[13]而现在却随意翻阅，钱穆便下定决心痛戒，“全书诵毕，再诵他书”，[14]严格遵循曾国藩的“读书不二”之法。

（二）教学研究

钱穆在教学的过程中选用桐城派名家的作品作为案例。1919年始，钱穆转入后宅初级小学担任校长。在教授作文课时，选用了林纾的《技击余谈》中的一个故事，口述让学生记下，学生写了五句，而林纾的文言原文只有一句，然学生一见就能明白其含义，钱穆借此让学生认识到作文宜求简洁。1930年，钱穆转入燕京大学任教国文课，选取教材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上课方式为临时选定或由学生课上申请，而钱穆“仅持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学生对此兴趣斐然。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15]国文教育是钱穆早年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桐城古文是其绕不开的对象。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之下，桐城派曾被斥为“桐城谬种”，而钱穆对桐城文章的持论甚平，甚至可略见回护之意。

1920年，钱穆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一文。在文中，钱穆将古代文学分为四期，“自韩愈以下讫清末张汝钊、吴汝纶诸人”[16]乃是第三期，该期的代表作品为《古文辞类纂》。他在分析文章时，援引曾国藩的句子“古人无施不宜，只不可说理耳”来提纲挈领对唐宋文章的评点。桐城派文章的整体风格为“阴郁清淡”，但曾国藩的文章风格好于桐城派早期作品，“其文亦有‘矜贵’气”，《古文辞类纂》“曾选较姚选佳”。[17]钱穆表明学习古代文学时，可以选择通读，可明“古今学术变迁之际”，而“桐城派文字中亦自有可取处”。[18]

1926年，钱穆在《小学教育月刊》发表《小学教师与国学》一文。在该文中，钱穆指出，小学教师在当时的国学教育中肩负着“承先启后”的责任，如果国学难以昌明，那民族就难以立世；教授国学的小学教师与“锤深钩玄”的国学专家不同，前者治学如果能做到扼要、择精、好专、有恒，一定会有所成就。钱穆在文末列出“最心好之书”，[19]如《曾文正公家训》《十八家诗抄》《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等，“以为同好者告”。这表明，钱穆认为桐城派名作可以帮助当时的小学国文教师提高国学修养。

二、钱穆对桐城派的认识

1930年，钱穆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得以声名鹊起。后经顾颉刚的推荐，钱穆任教于燕京大学。钱穆的学术版图得以再次拓展。钱穆的清学史作品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为代表。桐城派作为清朝的一大散文流派，钱穆对其文学方面的评价散见于《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中。[20]《清儒学案》的手稿在寄给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后，钱穆手边仅剩一序，后时局变换，手稿运输中不慎堕入长江。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中现存《清儒学案序目》可见，钱穆为桐城派名家所立学案共四篇，分别是子居学案、涤生学案、筠仙学案、霞仙学案。钱穆表明自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儒学案》，虽“取材各别”但“义旨互足”。[21]由于《清儒学案》的丢失，故分析钱穆对桐城派的学术史观点便只能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主。在这些作品中，可一窥钱穆对桐城派的学术史整体性观点以及对桐城派代表人物的个体评价。

钱穆在《清儒学案》中为桐城派定位：“当乾嘉汉学极盛之际，理学既衰歇，而始有以古文为程朱干城者曰——桐城派。其学托始于方苞望溪，至姚鼐姬传，标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为宗旨。一时徒众称盛……桐城古文之学又流衍而至阳湖……”[22]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23]可知，钱穆认为方苞、姚鼐为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兴起于汉学鼎盛之际；桐城派以古文出名；并认同阳湖派是桐城派的分支，但二者亦有区别，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避去经、史、子专书不选”，阳湖派诸人“能兼经、史、子、考据”。[24]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总结桐城派的优良传统有两点。一方面，学术要有益于社会。姚鼐认为“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25]梅曾亮分析了桐城派先祖方苞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以宋元诸儒之议论，糅合汉儒”，这有益于当时的“人心治术”，后世的学者就算是要区别汉宋，也要“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倍师法为宗”。[26]梅曾亮以激烈的言辞表明当时天下的灾患在于居官者尸位素餐，“有不事事之心”，[27]而当时的经学家却沉溺于琐碎的章句考证。因此，钱穆认为“实事求是”更适用于形容桐城派古文家，因其“文字中尚有时世”。[28]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经世致用。管同屡言士习吏治；梅曾亮认为“士之趋舍”受当时“时乎贵贱”的影响；朱琦认为时人所推崇的“谨厚、廉静、退让”品格，实际上是孔子所谓的“鄙夫”，这并不能应对社会的剧烈变动；吴廷栋指出正是如今士大夫“无耻”导致了江河日下。由此可知，桐城名家认同“士风”“士习”的衰颓会导致社会整体风俗的改变，而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方东树作为清代学术演变的关键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在书中，方东树是极言汉宋门户之见的代表，钱穆在该书中对方东树的学术渊源定位为，“植之本于桐城”。[29]方东树论学的意见，见于《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两书。钱穆称前者“专务纠驳”、肆口无忌、纵横排奡，后者“稍有建白”，直指当时学术界的问题，“可以绳当时汉学病痛”。[30]方东树指出，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一旦学术发生改变，必归之于陆、王。而钱穆认为，乾嘉考证的风气还能起到“宰制牢笼之力”，后来者虽变，但仍不能脱其藩篱，故“植之言卒不验”。[31]在钱穆的笔下，方东树的形象并不正面，他“轻肆诋诃”“显为诤驳”，著书“以开门户意见之争”。[32]钱穆对于学风、“士气”的变化十分关注，他认为“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势之变也”，[33]而方东树是当时汉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学风即将转变时的一部分学者的典型代表。

而钱穆以专章论及的仅有曾国藩一人，这不仅是对曾国藩事功文章的赞赏倾慕，亦是对桐城文派的深情致敬。曾国藩在汉学仍处于官方统治地位之时，服膺于桐城派，“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4]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曾国藩定位——“清代中兴首功”；[35]在《学龠》中称赞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旗帜与地位”，[36]曾氏的读书观点在近代诸儒中不可磨灭。钱穆心中曾国藩的卓越之处在于“通大体而致于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论曾国藩，以其风俗论、礼论及文章论展开，但始终以致用为核心。

首先，曾国藩的风俗论在于“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37]钱穆认为，这不仅承续了桐城诸老，更是入京之后“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的结果，是晚明遗老等人“意念之复活”，更是曾国藩心目中的理想人格。[38]曾国藩不仅提倡君子要“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39]要“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也曾身体力行。但晚清的风俗并没有在曾国藩等君子身体力行的倡导下“转移”。其次，曾国藩的礼论在于为汉宋谋汇通。曾氏心中的礼，可以调和汉宋，可为经世之术，可“修己治人，经纬万汇”。[40]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纽”，[41]并重构清儒理学谱系，认为顾炎武为清儒开山人物，之后即为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将“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归入圣门考据之科。钱穆十分推崇曾氏这一认识，认为这不仅继承了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也反映汉宋调和时风所趋，更与章学诚“汉学为朱子嫡传之说，不谋而合”。[42]这不同于嘉道之际的汉学家沉迷于琐碎古礼的考证，而是以经世为目的。最后，曾国藩论学十分重视文章。钱穆认为理解曾国藩的文章论，必须研究他选定的《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这样略能体会曾国藩论诗文的整体见解，而时人所谓的“文以载道”，并不能概括桐城—湘乡派古文。钱穆认为曾国藩能兼采汉学家与古文家的长处，其成就绝不是唐鉴等人所能达到的。

三、钱穆对桐城派的传承与超越

钱穆曾有意识地构建自己早年的治学次第。[43]在《宋明理学概述》中，钱穆称自己辍学后在乡里小学教书时“以为天下学术，无逾乎姚、曾二氏也”；因同对姚、曾的服膺，钱穆得交挚友，也在交游中思考姚、曾二人选本流行的原因，“因念非读诸家全集，终不足以窥姚、曾取舍之标的，遂决意先读唐宋八家”；在读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诸家全集后，“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后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宋明之语录，清代之考据”也是自己更感兴趣的学术门径。[44]姚、曾古文之学是钱穆学术的起点，其不仅可入桐城门户，学习传承桐城古文，并在之后的研究中超越了桐城矩矱，坚守着自己的为学之道。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桐城派与程朱理学有密切的关系，在学术上持门户之见，与汉学家相对立。[45]曾光光言，“曾国藩所以与桐城派中人‘声之冥合’，还在于他与桐城派的学术思想主张基本相合，此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共宗程朱理学；共主汉宋调和；共主理学经世。”[46]若以此言钱穆与桐城派之关系，亦无不可，但钱穆更独有一份超越。主要体现在钱穆一生坚持为学不立门户、坚持“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47]

（一）为学不立门户

钱穆承绪了桐城派学术滋溉，但又不囿于任何学术门户。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表述这一观点，更是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坚持言传身教。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指出，论学不立门户是钱穆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坚持的观点。[48]

钱穆一生著作等身，为学不立门户是其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一条脉络。钱穆至北京任教后，才知道原北京各大学都开有经学史的课，而“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49]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终结了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钱穆开篇明义，“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乾嘉汉学也要追溯到晚明遗老，如果不了解宋学，也无法明白近代的学术嬗变。[50]同理，《清儒学案序目》中，钱穆也表明“本编取舍权衡，绝不敢存门户之见”，[51]编写体例的选择是延续学案体的先例，并非“抑汉扬宋”。之后钱穆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的自序中重申，“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52]钱穆在晚年作品《朱子新学案》的例言中再次强调“本书意在破门户，读者幸勿以护门户视之”，[53]并告诫读者朱子学是一门范围广大、无所不包的学问，如果陷入门户之见，就难以学到朱子学的精髓。

钱穆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坚持不立门户，在教导后辈时也坚持以此为标准。钱穆在北京任教之初，就已下定决心专攻学术，不愿涉及行政事务。之后坚持自开通史一门，此时创办学术社团风起，顾颉刚的《禹贡》、陶希圣的《食货》风行一时，学生请求钱穆挂名创办《通典》杂志，但钱穆直接拒绝，并劝告学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等到学术基础建立后，再选择一门自己感兴趣的去专门研究，急于精研一门，会限制其学术路径，“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54]其中的谆谆教导之情溢于言表。

（二）坚持“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

钱穆认为知识分子的选择可以反映出社会风气的变化，知识分子应承担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应发挥学术经世的作用。

唱风教。钱穆认为对中华文运改变最大的乃是满清政权，宋明学者的志向均在“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而清廷所采取的政策，使学者“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足以“壤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钱穆正是以士林风气的改变而组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如“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则龚定庵、曾涤生、陈兰甫其选也。”[55]

崇师化。钱穆在果育小学读书四年，得遇众多良师，如钱伯圭、华倩朔、顾子重、华紫翔等，他们“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56]当时市镇上的人们也都尊师重道，遇到教师也会鞠躬问好。数年后，乡村已不存在这样的小学，人们在路上也不再跟教师问好，钱穆认为学术界应该对此负一部分的责任。

辨心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多处可见钱穆对心术的强调。钱穆十分认可戴震的学术地位，“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57]但也十分关注戴震“心术”。章学诚曾作朱陆篇，讨论戴震的心术，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写到戴震抄袭赵一清《校水经注》一事。钱穆对于心术的强调是基于对学风和人才的关注，在论陈澧一章中，钱穆指出读书人要“虚心向学”，而非“求胜于前人”。心术一正，学风遂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58]

核人才。对于时代的变化，钱穆指出，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的知识新潮席卷而来，而中国的知识界却没有能力将其化为己用，只凭想象搭起的政治架子，没有学术和人才作为支撑，必定难以维系。[59]钱穆认为，陈澧指出的“懒与燥”的心病，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们的身体里，而学术界也应对“世道衰乱”负相当的责任。[60]

“为学不立门户”与“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归根结底乃是钱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想要经世致用朴素想法的分层次表达。经世致用是桐城派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钱穆一生的追求。正如余英时评价其师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的“招魂”并非旧魂原封不动的还阳，而是用旧魂来引生新魂，[61]正如钱穆自言，“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62]钱穆的著作均是其对社会的剧烈变动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他希望通过学术界的改变，引领风俗的变化，培养人才，进而引领整个社会的变化。正如钱穆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63]

钱穆与桐城派的关系，折射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下的社会思潮大波澜，更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面向和态度。钱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深怀“温情”和“敬意”的，这与其深受桐城派的影响和对桐城派文化的传承与超越是密不可分的。作为近代国学大师、“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学术成就，诚可为镜鉴并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勇.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钱穆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王兆符:《望溪先生文偶钞序》[M].方苞.方苞集:下.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06-907.

[3]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J].现代中国,2001(06):197-213.

[4]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45.

[5][6][7][9][10][12][14][15][49][54][5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27,17,38,39,58,63,70,72,120-121,128,41.

[8][45][46]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文化[M].合肥:黄山书社,2011:84,10,85.

[11][43]陆思麟.钱穆早年治学考(1912-

1930)[J].思想与文化,2015(01):243-266.

[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0卷）[M].长沙:岳麓书社,2012:43.

[16][17][18]钱穆.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J].教育杂志,1920,12(6):1-12.

[19]钱穆.小学教师与国学[J].小学教育月刊,1926,1(10).

[20]《桐城派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桐城派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9:832-833.

[21][22][33][5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551,563,544,550.

[23][28][29][30][31][32][35][38][41][42][47][50][55][57][5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628,633,681,572,573,666,627,636-637,649,649,自序3,1,自序2,522,688.

[24]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3.

[25]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267.

[26][27]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M].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9,14.

[34][37][39][4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卷）[M].长沙:岳麓书社,2012:152-153,138,173-174,152.

[36][60]钱穆.学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87,87.

[44]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

[48][6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14,504-513.

[52]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M]. 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6.

[53]钱穆.朱子新学案:例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

[59]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66.

[62]钱穆.国史新论:再版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5.

[63]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探索新亚[EB/OL].[2025-05-07].https://www.na.cuhk.edu.hk/discover-new-asia-college/history/?lang=zh-hant.

（宋宁丹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朱寒冬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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