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正确认识“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之间的关系事关打赢“3060双碳”这场紧迫且任务艰巨的攻坚战。为此，必须将其整合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布局中，这不仅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也是由“双碳”目标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价值理念所决定的。当前，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存在多方面的挑战，协同推进“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应当遵循整体规划与全国统筹相结合、协同推进并聚焦重点领域、双轮驱动、上下联动及内外畅通、稳步推进确保安全降碳等核心原则。

关键词  碳达峰；碳中和；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技术

在2020年召开的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党中央在2021年财经委第九次会议上作出把“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部署，同年，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明应当对碳达峰碳中和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为实现“双碳”愿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国内也已形成积极落实的良好氛围，但当前学界对于“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逻辑必然性及其协同机制研究关注较少，需深化研究，以加强对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理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步伐。

一、“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逻辑必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3]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价值根基，“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具有逻辑必然性。

（一）源于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

“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是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绿色发展对于我国构建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提出了方向性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4]这表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协调统一，在全球气候问题突出的今天，加速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方位绿色转型的迫切性愈发显著。科技革命推动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节能降碳技术及重点领域（工业、交通、建筑等）低碳化可成为新增长点。“双碳”的本质是深刻的绿色革命，驱动发展模式从高耗高污低效向低碳清洁高效转变，促进产业优化。须将“双碳”纳入国民经济全局与生态文明布局，实现绿色发展并支撑高质量发展。

（二）源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力争在二○三○年前实现碳达峰，二○六○年前实现碳中和”[5]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而言仍存在不小的困难。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艰巨。同时，还面临化石能源依赖强、清洁能源发展不足、绿色转型压力大等挑战。此外，绿色低碳法规政策机制尚不完善、人才技术基础薄弱及国际碳压力较大，实现“双碳”目标刻不容缓且任务艰巨。一方面，减排不能以牺牲发展和生产力为代价；另一方面，新技术新能源应用需评估其对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影响，实现多维度协同促进。“双碳”目标绝非孤立战略，必须置于全局中整体规划与行动。

（三）源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价值根基

我国历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早在20世纪末，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就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6]写进了党章。自此，中国共产党就秉持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7]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追求绿色发展、永续发展，决定了“双碳”目标绝非仅靠技术减排或能源转型就能实现，而需从根本上变革发展模式、理念及生产生活方式，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短期技术达峰若沿袭工业思维（重商品轻自然），新能源恐遭滥用。唯以生态文明观指引，将“双碳”融入全局推动全方位革命，方能根治气候问题。

二、当前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挑战

国际能源署（IEA）《中国碳中和路线图》指出，我国碳达峰时人均排放量低于他国峰值，要求以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实现史上最快、最大幅度碳减排。“我国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仍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开启降碳进程的，降碳任务之重、时间之紧，前所未有”，[8]在这场硬仗中存在着多方面的挑战。

（一）时间维度：碳窗口期与转型适配困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增长和民生显著改善的关键时期，由此导致的能源消耗预计维持刚性增长的趋势。同时，国内产业结构偏重，能源供应体系对煤炭依赖度较高，对绿色转型造成了较大挑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模式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对长久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增加财政收入作出重要贡献的传统高碳产业，面临着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走向和刻不容缓的转型压力。

一方面，传统高碳产业的绿色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原有就业岗位的缩减。传统产业如钢铁、石化、建材等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对于落后产能淘汰、工艺革新、数字化会使单一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这既影响其个人生活，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高碳产业体量的缩减将直接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投入。

（二）空间维度：区域分异下碳配额正义缺位

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东西部在减排责任与绿色发展能力上存在差距。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东西部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减排责任与绿色能力错位。东部依托区位经济科技优势引领绿色发展；西部虽资源丰富，却受资金技术市场等要素制约，面临更大绿色转型挑战。

就资源条件而言，东部地区侧重于发展高价值的服务行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并拥有卓越的环保技术和强大的创新实力，从而能有效地落实节能减排计划，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尽管在矿产、水资源上拥有丰富的储备，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资金缺乏以及技术水平较低等问题，这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利用，进而影响了该地区的绿色转型进程。此外，鉴于东西部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各地减排能力和绿色转型潜能亦呈现出显著差异。凭借较为强劲的经济实力，东部省份得以大规模资助环保科技的创新、污染防控措施以及生态修复工程，同时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肩负起更重的减排任务。

（三）技术维度：技术滞后与产业瓶颈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科技创新的角色尤为关键。当前，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技术方面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亟须开展具备创新性和变革力的技术研发，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一方面，能源技术创新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我国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具体而言，鉴于可再生能源供应固有的间歇性特征，有效的储能技术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的电池储能及其他储能方式，都尚未达到充分支持大规模应用的程度。此外，氢能作为潜在的清洁能源媒介，其生产、存储和运输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未达到商业化标准。这些技术障碍不仅妨碍了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也延缓了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的进程。另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同样依托于先进的技术保障。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仍偏重于能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的重工业领域，为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当前，节能减排技术的积累尚未达到能支撑大规模产业升级的程度，尤其是钢铁、化工等基础材料领域，如何实现保障产品性能的同时大幅度削减碳排放仍是亟待突破的技术难题。

三、协同推进“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明了推进“双碳”工作的五大原则，即“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9]这五大原则对“双碳”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定位和战略路径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说明。

（一）整体部署，全国统筹：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框架下系统推进“双碳”目标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统筹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法律上、作风上全方位、全过程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着力打赢蓝天、净土、碧水三大保卫战，对一系列污染破坏环境的案例进行批示和坚决查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在中国由快速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要达成2030年前碳达峰及2060年前碳中和的宏伟目标，首要任务是毫不动摇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同时着力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统筹协调，使降碳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经济社会的其他方面协同推进。

当前，党中央正加快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制度体系。在全面深入剖析我国降碳工作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任务的基础上，党中央高效出台了《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各相关部门也陆续制定了《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等经济社会发展降碳重点领域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指南和实施方案，明确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的重点任务，形成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此外，碳达峰碳中和的专门性立法、修法工作也需从顶层设计角度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可靠制度保障。

（二）协同推进，重点突破：降碳为重点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10]降碳须立足永续发展，协同推进“双碳”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碳减排与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增效。

在处理降碳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时，应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深度融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进程。通过碳减排行动巩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稳定性，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提升全域碳汇增量，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在处理降碳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时，需着力构建“双碳”目标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耦合驱动机制，突破行政壁垒，建立跨部门政策协同平台，如“能源—生态—产业联席决策系统”，实施流域、区域、领域三维度统筹治理。

协调降碳与自然资源保护利用，需聚焦三重战略维度。一是资源利用效率的系统性跃升。以循环经济与节约型社会建设为纲，深化全领域资源集约制度创新，构建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能效标准体系，推动高耗能领域提质增效。二是调整能源结构。统筹化石能源清洁化与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完善可再生能源政策支持，探索能源双控的市场化调节机制。三是重构产业生态。实施重点行业全生命周期污染与碳排放协同管控，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倒逼机制，通过环境标准与碳约束组合政策，引导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三）三驱联动，赋能发展：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科技赋能绿色低碳发展

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把握方向，市场依靠价格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提供转型动力，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科技支撑”的组合拳。

一是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辩证统一的基本规律。政府层面以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为核心，完善覆盖监测核查、履约评估的全周期监管体系，创新整合碳税、绿色金融、低碳土地等政策工具。同时，系统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协同耦合。市场层面聚焦“机制创新—体系完善—主体培育”的递进逻辑，深化全国碳市场定价机制与配额动态调整，推动碳金融衍生品与绿电证书交易融合发展，引导企业构建涵盖碳足迹核算、技术研发、信息披露的闭环管理系统。

二是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基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时空约束矛盾的核心动能。提高工业电气化水平、工艺和能效可减少直接碳排放和化工、水泥、钢铁等生产过程中的间接碳排放。优化交通结构和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构建标准化、清洁化交通装备，推广绿色出行可降低交通部门碳排放。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电力能源系统，改进化石能源利用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质量，使之成为安全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路径。同时，提高电力长距离运输技术，实现电力更大时空规模的调配也有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四）上下联动，内外畅通：构建“双碳”工作社会共治格局，积极引领气候国际合作

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既需要纵向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机制，也需要横向拓展“南南合作+多边机制”的国际气候治理参与路径。这种上下联动、内外畅通的治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全球化时代的实践延伸。

一是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风尚。我国历来有“天人合一”、尊重和爱护自然的文化传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树立绿色价值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倡导低碳消费、低碳出行、节约自然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要实现“双碳”目标，除由上至下的制度推动，还需加强宣传教育，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树立起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使全社会形成建设美丽中国从我做起的社会力量。

二是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加强国际气候合作，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面对全球性环境问题，单靠一国之力是不足以解决的。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始终坚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11]坚决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2]这表明中国将义不容辞地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积极发展和其他国家的绿色伙伴关系，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的帮助，积极推动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

（五）稳妥有序，安全降碳：多维度系统辩证治理与低碳转型风险规制

基于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特点，需构建“稳定存量—发展增量—防范风险”协同推进的转型路径。

一是在能源供给端，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一方面要提高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具体包括对现有燃煤发电技术的升级，引入先进燃烧技术和严格排放控制系统，减少短期内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逐渐提升它们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为未来能源系统构建稳固基础，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是在能源消费端，需构建综合性治理框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稳定性、粮食供给以及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安全保障。为增强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可通过构建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优化等手段提高电力系统弹性和应急响应能力。针对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升级以降低碳排放。推广精准农业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化肥和农药依赖，有效削减农业碳足迹。此外，加强环境教育，提升公众气候变化认知水平，普及绿色生活方式，对于实现低碳发展目标同样重要。

为保障转型过程平稳有序，需构建一套全面的风险管控体系，包括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技术研发、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以引导市场行为、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多种措施，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确保我国顺利过渡到绿色低碳发展新阶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01）.

[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4][5][6][7][8][9][11][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6,57,15,27,58,60,101,10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专项项目“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进展新论断新贡献研究”（编号20221JY0007）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生态批判”（编号5811230319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