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作用并交叉渗透的产物。从理论图式来看，学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以及理论性质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基本肯定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当代价值。当前，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是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来应对资本主义引起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形成了不同流派的生态理论和环境学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主题，为应对生态危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由“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基于历史与现实维度，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以数字技术发展推动生态政治运动，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是推动生态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伦理；生物中心

“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是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生态学相结合的社会思潮，其不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分配方式，同时也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从前沿动态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是国内学者和西方左翼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领域，其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新时代下，梳理和阐释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图式以及前沿综述，有助于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推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图式

在西方生态学的理论图式中，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了社会主义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重点、关注点、探索路径和现实运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当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当代西方绿色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物。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内涵阐释

学界并未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给出完整统一的定义，在实践方案、基本原则和理论内容等方面有着不同的主张。詹姆斯·奥康纳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变革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生态政治战略”。[1]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关注的重点是“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2]试图将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并通过民主参与和社会主义原则来实现。然而，他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仍然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是一种改良型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此后，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乔尔·科威尔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当头棒喝，批判了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改良主义，构建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自由人联合”的革命性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种鲜明的生态中心论的观点。戴维·佩珀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明确“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3]主张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社会主义。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作用并交叉渗透的产物，主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它通常被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形态。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定性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定性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问题。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思想资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一样，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社会主义充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生态问题语境下的新建构和新尝试。[4]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理论创新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析，来探讨生态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总之，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试图将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新议题相结合，[5]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社会政治方案，推动了环保政策的制定和绿色政治的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有着较为鲜明的理论特性。第一，批判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以及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倡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批判。第二，平衡性。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强调人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主张人与自然应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而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第三，创新性。生态社会主义并非保固自守的理论体系，而是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与生态学相结合，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异化消费的结果，通过理论创新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新的思路。可见，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建构，[6]其本质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沿动态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融合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论与实践范式，正在不断拓展其前沿动态。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形成了众多的生态流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也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通过推动绿色运动、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等方式，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

（一）生态社会主义前沿动态的理论阐释

根据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看，当前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是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来应对资本主义引起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并围绕气候变化危机、化石燃料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公共卫生等问题，形成了不同流派的生态理论和环境学说，拓展了马克思生态学的研究主题。

第一，充分挖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内涵，重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生态思想及其生态学原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将马克思与李比希、马尔萨斯等生态学家联系起来，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论述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7]成为“新陈代谢断裂”学派的主要创始者。保罗·伯克特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在《马克思与自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中阐释了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生态学原则。[8]斋藤幸平对马克思的《农学笔记》进行了生态学阐释，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受到广泛关注。[9]这些研究成果的显著特点是反对将马克思作为一位普罗米修斯者的学术误区，驳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技术乐观主义和生产主义的观点，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生态学内涵，物质变换裂缝、使用价值的物质与自然基础等政治经济学原理已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

第二，关注气候变化、化石能源、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关联，衍生出人类世资本主义、化石资本主义、气候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理论。“人类世”最早是由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用以描述地球已经进入到新的地质年代。此后，福斯特在《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人类世危机》等多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世资本主义概念，伊恩·安格斯和斋藤幸平相继借用这一概念，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10]这一议题的出场标志着人类世范畴及其理论产物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影响力跃升。在此影响下，依靠化石燃料实现资本积累的化石资本主义和将气候变化转为经济机会的气候资本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议题中也跃然纸上。此外，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阐释了资本逻辑拓展到自然生态上的生态帝国主义思想。[11]他从生态和地理视角探讨了历史上欧洲的全球扩张，欧洲人通过带去旧大陆的动物、植物和疾病，改变了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生态环境，进而形成了生态帝国主义，这是欧洲殖民成功的关键。这些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介入资本主义绿色议题，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理论活力和新的增长点。

第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推行全球生态治理等行动议题中受到国内外生态社会主义者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提出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12]对此，国外学者针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目标进行了研究。杰夫·托勒夫森提出，中国的碳排放可能会比预测的更早达到峰值。[13]还有学者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不足以实现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因而需要调整产业转型。此外，在我国全球治理议题中，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兼具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环境倡议及实施，也成为当前学界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世界意义的光辉典范。在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中，有学者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叙事有可能取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叙事，并说明生态文明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内涵。[14]

（二）生态社会主义前沿动态的实践研究

当前，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为应对生态危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第一，促进绿色运动的发展，关注全球生态运动的联合。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运动的核心力量，对绿色组织和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掀起了群众性的生态保护浪潮，众多民间生态组织应运而生。进入20世纪80年代，绿党成为生态运动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些组织和运动积极展开各种活动，例如，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同时积极推动环保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这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一些国家在环境政策上做出积极调整，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为全球生态保护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15]

第二，探索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当代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核心在于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提出了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南方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注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批判。拉美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强调左翼与农民、原住民等反资本主义主体的结合。巴西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不深入思考全球资本对第三世界资源的掠夺，就无法把握资本主义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在非洲，马拉维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强调保护森林、改善农业种植，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左翼学者注重对民主生态社会主义的探索，强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代议制和参与式民主的政治架构。譬如迈克尔·洛维提出了生态理性、民主控制、社会平等和公平等生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增加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权、投资和生产目标的民主计划等补充性原则。[16]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转向：从“弱”人类中心到生物中心

如果说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能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那么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及其辩证关系则成为其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议题。因此，探讨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从“弱”人类中心到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

“弱”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新型观点，它承认人类在道德判断中的主体地位，但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不同，这是一种在考虑人类利益的同时，强调兼顾其他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格伦德曼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了生态主义的“红色”批判理论。佩珀认为，生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关，并被注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因此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而生态主义的“红色”批判则是一种使生态中心主义走向更现代主义的尝试，包括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性的方法；关于一个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17]从人类意识视角去观察自然，以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的新价值观为理论基础，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的反人本主义的行为观点，强调一种“弱”式的、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中心由“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思潮中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温和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主张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强调在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中，人类不应该将自然和非人类生物完全视为工具性价值，而是应该认真地考虑人类行为中的非人类利益。从核心理念看，它试图构建一种基于“责任伦理”的环境正义观，消弭人类与自然、非人类生物之间异化关系，并强调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共同体，必须协调其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负有对自然界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此，马洛桑立足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了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动态均衡原则。

（二）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动态均衡原则

“动态均衡”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是指一个系统在变化波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某种平衡的状态，而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动态均衡原则意指自然界中生命及其共同体在规范的自我调节中，仍能保持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生态平衡、和谐共生关系。从理论内容上看，它可以细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子原则：一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提高地球生态系统的内在潜能；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生物的痛苦，特别是人类社会中家畜的痛苦；三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潜能。可见，动态均衡原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不仅要求人类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系统，而且要求人们加强对动物的道德关怀，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类的福祉和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背景上契合动物伦理的热潮，继承了动物解放论的功利主义平等原则和动物福利论的人道原则，强调人与非人类生物关系的现实性，旨在最大化地激发所有生命形态的内在潜能。在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中，动物解放论的创始人彼得·辛格以及动物权利论的代表汤姆·雷根都主张平等原则，要求人类在道德上平等地考虑非人类生物的利益。但是，辛格的平等原则以“感受性”为准则，要求人类对不同的生命作平等的考虑，而雷根则要求基于动物权利平等的事实对待。因此，动物权利论的平等原则实质是一种理想型的应用原则，而动物解放论在实践中则滑向了功利主义的差异平等原则，它主张当人与非人类生物的利益冲突情况下坚持人类利益优先。在理论层级之下，动物福利论主张一种符合人性、最为底线的人道原则，强调不受非必要的痛苦是动物的基本利益。显然，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在强调“感受性”生物都应得到合理保护及运用，人道地对待动物和禁止非必要伤害等方面与动物伦理具有高度一致性。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基及其未来指向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弱”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其融合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革命批判精神，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批判精神践行到实践当中。从现实维度来看，生态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融合了西方新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行动相结合，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要深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中，倡导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相融合的新社会运动。其二，提倡低碳、绿色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辩证统一的，人类要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去保护、爱护自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生态社会主义倡导使用可再生资源，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具体措施。其三，西方绿色政党在推行生物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绿党在政策制定与实施、社会动员和组织方面，更关注生物多样性锐减、素食主义、动物权益等现实话题。可见，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基础，生态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当今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指向，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的拯救，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与积极塑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平等。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应该超越这种模式，建立一种以生态合理性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强调经济活动应服务于社会和生态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第二，强调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的结合，以数字技术发展推动生态政治运动。在数字时代，数字智能技术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也为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提供了新手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精准监测与治理，提升生态治理的效率和科学性。第三，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指向最重要的是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通过国际合作和公平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这一理念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张在全球生态治理中遵循生态平等与生态正义的基本原则，核心在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治理中的责任共担。

综上所述，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中的制度根基，批判了跨国资本在掠夺原料市场和剥削劳动力的非正义行为，控诉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产业链条，转嫁环境危机的霸权行径。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环境保护意识，提倡低污染、低排放、绿色消费方式，深化生态危机意识，树立公平正义的生态价值观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的绿色经济发展、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对提升我国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对待生态社会主义思潮需要具备一定的可鉴别性，辩证地看待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7-235.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5.

[3][17][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54,66.

[4]张子玉.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J].重庆社会科学,2018(01):26-31.

[5]王学荣.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路径[J].科学社会主义,2017(05):143-146.

[6]吴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简论（上册）[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8.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72-181.

[8]魏嘉,李笑春.对话与争鸣:保罗·伯克特对泰德·本顿生态重构的反思与超越[J].社会科学家,2023(05):38-43.

[9]维克多·贝甘,王玥.1865-1868年《农学笔记》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主题与方法[J].国外理论动态,2024(01):19-33.

[10]周岳.“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探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4(01):102-117.

[11][美]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6.

[12]习近平.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2-13(01).

[13]Tollefson Jeff.China's carbon emi-ssions could peak sooner than forecast[J].Nature,2016,531(7595):425-426.

[14]Gare Arran.The Eco-socialist Roots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J].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20,32(02):2.

[15]徐崇温.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2):112-119.

[16]高泽,郇庆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新进展[J].国外理论动态,2023(01):88-9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编号16ZDA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