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将“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本质要求转化为制度设计的刚性约束，引领着制度建设的方向。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锚定全面深化改革主攻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平稳推进提供动力引擎和制度保障。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凝练以往制度建设经验，把握制度建设规律，从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综合考量，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和制度建设的关系，推动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实践的良性互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新时代制度建设添砖加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其中包括“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1]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既是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也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指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对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意义重大。

一、目标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建设的战略引领

近百年来，实现现代化是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现代化的基石，始终围绕着现代化目标“迭代更新”。

（一）目标锚定：现代化目标对制度建构的纲领性指引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转化为制度设计的刚性约束，体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遵循，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构建起涵盖民生保障、文明互构与生态治理的立体化制度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民主制度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3]在此基础上，关于民生问题不但有了新的表述，而且有了更完备的保障。在注重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忽视，“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4]生态问题是有关人民生存环境的问题，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加强生态体制机制建设为生态体制改革提供保障。”[5]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革除阻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理论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对制度创新的价值引领

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度变革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举国体制”等制度设计，打破了西方“多党制—私有化”的路径依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6]的战略目标，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直面国内改革深水区的制度性梗阻与全球治理失序的系统性风险，凸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对制度创新的价值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制度供给的系统性和集成性，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经济、生态等子系统间构建制度协同网络。例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与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23项制度接口，推动碳排放强度下降34％的同时，保持年均6.6％的经济增速，验证了“制度矩阵”的协同效应。[7]这种“问题识别—制度供给—效能评价”的创新闭环，将历史必然性与实践能动性辩证统一，为发展中国家破解现代化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8]我国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高等教育实施“双一流”动态调整机制，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基础教育推行“五育融合”评价体系；科技体制革新科研组织模式与成果转化机制；人才政策破除“四唯”桎梏，“新八级工”拓宽技能通道。华为“鸿蒙生态班”联合高校培养操作系统领域核心研发人才，实现“学科—产业—人才”闭环衔接。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实践，即以生产力需求牵引生产关系调整，在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安全间实现动态平衡，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基层协商议事会等载体，将“人民主体”转化为治理实践。这一进程既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也为全球治理贡献“非西方化”的演进路径，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三）动态适配：现代化效能反馈校准制度的“更新换代”

唯物辩证法强调了矛盾是发展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机制，将制度变革视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内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的分量更重。”[9]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倒逼制度体系从“静态保障”转向“动态适配”。这种适配并非简单的规则修补，而是通过系统集成、动态调适、效能转化的三维支撑，破解传统制度供给与高质量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制度“更新换代”。

当前，制度升级的首要特征是从单一领域改革转向多维度制度协同供给。例如，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自贸试验区”双层架构，既保障市场基础规则的统一性，又释放区域差异化创新活力。这种系统集成模式，将分散的制度“零件”组装为高效运转的“整机”。面对技术革命与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制度体系需具备“边运行边升级”的韧性。例如，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动态监测政策效果，推动“放管服”改革从简政放权向精准服务深化。这种“实践—反馈—修正”的闭环机制，使制度既能保持战略定力，又能灵活响应新问题。制度升级的关键突破，在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治理范式。生态文明领域的“河长制+生态补偿+绿色金融”复合制度，联动官员考核、区域利益分配与资本引导，将生态保护从行政命令转化为多方共赢机制，使制度优势加速转化为治理实效。

二、机制保障：制度建设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不断健全制度体系，将立国制度与治国制度相结合，形成“根本定向、基本支撑、重点突破、具体落实”的协同机制，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一）筑牢根本制度：国家治理的根基与灵魂

根本制度是我国制度体系之纲，是立国之制，从根本上规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实践路径，显著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第一，根本制度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确保人民有权行使国家权力，现代化决策始终围绕人民需求展开。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有助于发挥党总揽全局的作用，带领中国人民沿着正确轨道继续进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第二，根本制度构建现代化的制度支撑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根本领导制度，通过机制统筹现代化进程，确保改革系统性、连续性。第三，根本制度塑造现代化的发展范式。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通过三次分配制度调节财富分配，避免贫富分化加剧。对比西方国家，中国制度优势显著。例如，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化路径，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模式。第四，根本制度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突破西方选举民主局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现代化成果共享。目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不断企图分裂我国的图谋，只有坚持我国的根本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筑起最坚强的防线，保持中国不变色、不变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基本制度：国家运行的支柱性制度框架

基本制度在我国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对我国其他制度的属性和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如果说根本制度是立国之基，那么基本制度则是治国之策。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政治协商制度融合古代“谏议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体制机制”，[10]赋予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11]党的二十大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12]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人民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动力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济制度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起构成我国的基本制度，在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基本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需坚持“守正创新”原则，既维护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又通过技术创新与规则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未来，需在“系统集成、动态调适、开放兼容”的框架下持续深化改革，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三）创新重要制度：关键领域的制度体系

重要制度是对维护和推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遵循和执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的重要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明确了13个方面的坚持和完善，涉及55个制度。重要制度上接国家顶层治理，下系社会基层各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重要制度由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所派生，最终服务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例如，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根本制度方面，有六项具体制度为此服务。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有五项具体制度围绕着其展开。[13]另一方面，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活力密码。改革创新重要制度是坚持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的动力源泉。相较于其他制度，重要制度更具有时效性，很可能在此时颇为有效起正向作用的制度，等社会发展到下一阶段则无法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在当时的条件背景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助于国家从整体上协调经济的运行。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不再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固守计划经济体制，则会阻碍社会进步。因此，重要制度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尤为重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进行重要制度创新，既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也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创新法治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律保障，创新生态文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环境保障。

（四）完善具体制度：操作层面的规则设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系统构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层制度框架的同时，明确指出需“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14]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实践载体，具体制度具有独特的治理价值与创新逻辑。具体制度一般是指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具体化和专业化。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放在中国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同样适用。具体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而言，极具灵活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也是处理具体事务的规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具体制度的调整也愈发频繁，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在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的影响下，许多人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制度一定是稳定的，没有稳定性就没有权威性。显然，这种认知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不符合。具体制度的灵活性，决定了其具有调整性大和适配性强等特点。在具体方面采用具体制度，往往能够节约资源，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灵活性极强的具体制度与之适配。具体制度“小而精”的特点决定了其执行特点。一方面，要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既定框架中，焕发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把制定、贯彻、执行具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向上传导。

三、协同赋能：制度建设与现代化实践的动态互构

制度建设是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特别考验执政党的能力和智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事关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与现代化实践动态互构，形成上下联动的治理格局。

（一）实践反馈与制度优化的双向互动驱动问题导向改革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方法论贯穿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制度性衰败与现代中国制度性崛起的根本差异。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5]的论断，揭示了制度演进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架构需保持内部稳定性。另一方面，其动态调适性要求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治理现代化深化与全球化格局重构的挑战，以渐进性、阶段性和系统性革新实现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16]在综合考量制度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制度革新也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战略目标、主要问题和采用方法等多方面进行。首先，围绕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总目标，构建高质量发展制度框架、全过程人民民主机制与法治保障体系，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次，针对体制机制梗阻、治理复杂化与“卡脖子”难题，直击梗阻的迫切性改革、强化系统集成的基础性制度、突破关键领域的攻坚策略、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力建设。最后，建立制度效能评估、容错纠错与动态优化机制，通过“实践探索—问题诊断—制度调适”闭环，提升制度供给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源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在守正创新中，既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内核的延续性，又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制度革新；既通过目标牵引明确改革方向，又依托实践反馈修正制度设计。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二）党的全面领导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协同

《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7]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自觉与历史主动，构建起“顶层设计引领全局、基层创新激发活力、制度韧性保障长效”的协同治理体系。这一模式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执两用中”的治理智慧，又突破了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制度困境，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央定方向、地方探路径、制度固成果”的动态演进逻辑，为我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制度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计。”[18]中国共产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将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与基层创新的实践张力有机统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为制度设计的“中枢神经”，在“十四五”规划制定、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中，既设定“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又为基层预留“制度弹性空间”。这种“刚柔并济”的辩证统一，在防范制度碎片化的同时，避免了“一刀切”的治理僵化。例如，海南自贸港建设既遵循中央“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总体定位，又通过“极简审批”“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等基层首创制度，探索出制度型开放新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后，通过“试点—评估—推广”机制，将地方治理创新纳入国家制度供给体系。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改革成为典型例证，地方实践则通过数字化工具创新业务流程，最终催生出全国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基层创新突破局部瓶颈—中央提炼形成普适规则—制度升级反哺全局发展”的良性循环。面对共同富裕目标，浙江“扩中提低”改革与中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政策共振，再次印证了党的领导下的制度协同，始终是中国破解现代化难题的关键密钥。

（三）人民主体性与制度包容性互构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论断，在中国制度建设中具化为“创立者、参与者、检验者”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实践。“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9]制度生命力的根源在于人民认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出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满意度调查，实践证明了人民既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也是制度效能的评判者，形成了从社会期盼到制度吸纳和治理改进再到权益实现的闭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扎根于人民实践的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20]这就要求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评价制度建设成果的标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人民当家作主”从政治宣言转化为治理实践。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社区议事会等平台，将群众智慧注入政策优化，如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居民共商；以“幸福指数”“公共服务满意度”为标尺，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受益面监测，建立政策纠偏的民意反馈机制。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的特殊性在于，通过“人民需求—制度回应—治理升级”的螺旋式互构，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以“急难愁盼”破解为导向的制度供给，如“双减”政策回应教育焦虑，将人民幸福感转化为制度正当性；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实践，如“领导留言板”年均百万条诉求办理，使制度包容性突破时空限制；乡村振兴中“村民议事规则”与“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协同，既激活基层自治活力，又保障国家政策落地，彰显“自上而下制度包容”与“自下而上主体参与”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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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333.

[16]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N].人民日报,2024-03-22(01).

[18]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求是,2023(19):4-5.

[20]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29.

（陈冬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