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底层突破”，民营企业的角色已从技术应用的“跟随者”转变为前沿领域的“探路者”。然而，随着全球技术竞争进入“无人区”，创新活动正从应用层面向基础科学延伸，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攻坚。当前，民营企业面临基础研究能力薄弱、高端人才结构性短缺、耐心资本供给不足等深层约束，可从重构政策支持体系、人才机制创新、资本生态再造和创新生态协同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关键词  民营经济；机制创新；科技生态

2025年2月17日，民营企业座谈会时隔七年再度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释放了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号。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2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在92％以上。上海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全国科创板上市企业583家，其中482家为民营企业，占比约83％。

一、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成效

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已形成系统性突破格局，尤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关键突破，展现出强劲竞争力，其发展成效呈现四个维度的深度跃迁。

（一）研发投入已从规模扩张转变为结构优化

一是研发强度持续攀升。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中的数据，2023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到了1.39万亿元，近三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9.79％，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为41.88％。同时，民营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为3.58％，近三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1.97％。从研发人员情况看，入围民营企业研发人员规模持续扩大，人均研发经费呈现回升趋势。2023年，入围企业的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2.65万人，同口径增长7.4％，近三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1.81％。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有利于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推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二是研发主体分层显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24）》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实现了显著增长，从2012年的1085.7万户攀升至2024年底的5650.1万户。具体到重点企业，民营上市企业达到3868家，占全国上市企业的63.08％；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数量为11638家，占比高达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05238家，占比92.81％；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384612家，占比90.87％。目前，部分领先企业已经建立了“中央研究院+事业部实验室”的双重驱动体系。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达摩院已经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计算、机器翻译、城市大脑、数字农业以及医疗健康等多个前沿领域进行了布局。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正通过“深耕垂直领域+协同创新”的策略实现突破。以武汉光谷生物城为例，80％的基因测序技术突破都源自中小型民营企业。

（二）专利布局已从数量积累进化为质量跃升

一是专利数量领跑全球。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7.5万件，实现了13.5％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国内企业所持有的有效发明专利占据总量的73.7％，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贡献率超过70％。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民营企业的比例超过92％。

二是专利运营模式创新。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专利运营模式上持续突破，通过“专利池+标准联盟”的创新路径，加速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生态构建。腾讯主导建成的全球最大5G标准必要专利池，截至2024年底，已覆盖超过1.8万项专利，其技术布局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云技术等前沿领域。头部民营企业正通过专利布局强化国际竞争力。华为、中兴在5G标准必要专利领域持续领跑，合计占全球份额的21.3％；宁德时代2024年在欧洲新增专利诉讼案件12起，同步受让52件美国储能技术专利，构建起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技术壁垒。这种“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专利运营—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创新模式，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运营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三）产业创新已从单点突破嬗变为系统重构

一是新兴产业集群崛起。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集群领域持续突破，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在光伏产业，民营企业占据全球84.6％的组件产量份额，技术迭代速度领先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民营企业加速重构全球格局。2024年，比亚迪以427万辆的年销量位列全球车企第五，较2023年跃升四位，其中新能源车型占比达99.5％。光伏产业通过“硅片—电池—组件”垂直整合，实现单位成本下降40％；新能源汽车构建“三电系统—智能座舱—车联网”技术闭环，推动全产业链国产化率提升至85％。2024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显示，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60％，光伏设备制造领域民营企业占比超90％，民营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这些产业集群的崛起，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正从“制造优势”向“技术生态优势”跨越。

二是数实融合催生新业态。中国民营企业正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持续催生新业态，形成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耦合的创新生态。阿里云城市大脑依托5G、AI和物联网技术，已实现杭州主城区全路网动态监测，通过智能信号灯调控使高架道路平均通行效率提升18.7％，救护车响应时间缩短42％。该系统已拓展至数字政务、智慧医疗等领域，支撑杭州实现98.6％的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形成“城市数据中枢—智能决策—精准治理”的闭环体系。在生物医药领域，药明生物凭借在双抗、微生物表达等领域的技术突破，7年蝉联“CDMO领军企业奖”，2024年新增专利授权量突破2000件，构建起覆盖抗体偶联、基因治疗等领域的知识产权壁垒。在5G应用领域，河南智行盒子打造“新能源汽车+智能出行平台”生态，实现车辆远程操控与运力调度的无缝衔接。这些创新实践标志着民营企业从单一技术突破向产业生态构建跨越，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四）商业模式已从流量驱动升级为价值创造

一是平台经济迭代升级。以拼多多为例，其“农地云拼+产地直发”模式持续深化，2024年直连全国超1600万农户，通过数字化匹配分散产能与消费需求，推动农产品流通成本较传统模式降低35％。依托覆盖全国的冷链物流网络，平台实现生鲜农产品48小时送达率提升至92％，在云南、新疆等偏远地区建立的23个中转集运中心，使物流成本再降18％。数据显示，2024年平台农产品交易额突破4200亿元，较2020年增长2.1倍，其中单品订单量百万级的“爆款”农产品达3200个，带动超200个县域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在时尚产业领域，SHEIN（希音）构建的“实时数据追踪+柔性供应链”体系持续升级，从设计到上架的全流程周期缩短至5天，通过分布在全球的15个数据中心实时捕捉消费趋势，“爆款”预测准确率达81％。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排产系统，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升50％，面料库存周转率提高3倍，推动服装产业向“按需生产”模式转型。据测算，2024年中国数字平台经济带动产业升级创造的新增价值超1.2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贡献占比达78％，形成“技术创新—模式重构—价值倍增”的良性循环。

二是硬科技赋能传统产业。中国民营企业加速以硬科技重构传统产业价值链，形成“技术+场景+生态”的创新范式，硬科技已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拼多多联合树根互联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2024年已接入工业设备超150万台。通过AI算法优化生产流程，三一重工桩机工厂实现研发周期缩短36％，试验周期压缩27.6％，设备非计划停机时间减少29％，验证了“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执行”的闭环价值。该平台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应用后，广汽本田增城工厂设备利用率提升25％，刀具寿命延长5％，批量报废率下降50％。硬科技赋能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格局。例如，特步集团应用AI运动科学技术，开发出智能减震跑鞋，2024年前10个月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9％。江苏恒力化纤利用AI仿真系统优化材料配方，研发周期缩短40％，高端纤维产品占比提升至65％，体现了传统材料行业智能化转型的加速。

二、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面临的瓶颈约束

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面临多重结构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础创新能力、人才供给和金融供给等方面。

（一）基础创新能力面临投入结构失衡与生态支撑薄弱

一是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2024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达6.91％，但民营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不足4％，与欧盟企业平均15％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在基础材料、底层算法等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比例尚不足，在7纳米以下的先进芯片制造领域，仍然面临国际设备供应商的技术封锁挑战。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内企业芯片设计工具（EDA）市场95％份额被美国企业占据，底层架构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迭代滞后。我国在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亟须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为民营企业基础研究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二是创新生态协同不足。调研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参与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比仅12.3％，且多集中于应用开发领域。高校实验室的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已达300Wh/kg，但企业产线只能实现160Wh/kg，中试环节缺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衔接，这种产学研脱节现象在生物医药领域尤为突出。另外，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创新协同仍面临技术壁垒。在光伏产业，龙头企业虽实现单晶硅片效率突破，但核心生产设备仍依赖德国进口，关键工艺参数被外方加密锁定。这种“孤岛效应”制约着产业链整体升级，亟须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协同机制。

（二）人才供给面临结构性短缺与制度性壁垒

一是高端人才“两头在外”困境。我国民营企业在高端人才供给方面面临“培养—流失—引进”的结构性矛盾。2024年麦克罗波洛智库数据显示，全球顶级AI人才的29％来自中国，但完成本科教育后56％选择赴美深造，最终仅10％回国工作。这种“培养在内、就业在外、服务在外”的人才格局，折射出国内创新生态的深层矛盾。在新能源领域，某头部车企为引进固态电池专家开出“500万元年薪+股权”激励，仍因实验室设备等级不足导致人才流失。大疆创新为突破无人机自主避障技术，不得不以“跨国远程协作”模式雇佣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团队，人力成本增加3倍。

二是人才培养与需求错配。当前，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人才培养与需求错配问题呈现“代际断层”特征。教育部2024年学科评估显示，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匹配度仅为63.5％。其中，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核心课程内容平均滞后产业发展2.3个技术代际。在生物医药领域，基因编辑技术迭代速度年均超40％，但高校相关课程更新周期普遍长达5年。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数字经济领域尤为突出。据工信部测算，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人才缺口达2100万，其中既懂产业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加稀缺。

（三）耐心资本面临短周期偏好与长跑需求的矛盾

一是风险投资期限错配问题突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平均存续期为5.3年，而硬科技项目从研发到产业化普遍需要8—12年。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KrF光刻胶研发需经历材料合成、工艺验证等6个阶段，周期长达9年，但多数基金要求5年内实现退出，迫使企业转向成熟制程产品研发。

二是资本市场估值体系亟待重构。当前，二级市场对硬科技企业仍存在估值逻辑错位。2024年上交所统计数据显示，科创板半导体设备企业平均研发强度达28.7％，但部分企业因短期利润指标未达标导致市值波动。如某刻蚀设备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连续5年超35％，2023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2％，市值回调42％；而某新能源车企凭借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2024年动态PE达45倍，充分反映市场对其长期价值的认可。

三是政策性金融工具效能待提升。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累计设立子基金42支，总规模突破1200亿元，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部分子基金在返投比例设置上仍存在优化空间，需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保障地方产业需求间寻求平衡。在创新周期与政策衔接方面，以CAR—T细胞治疗为例，其临床试验周期通常需要3—5年，涵盖剂量递增、扩展及确证性试验等阶段，但部分专项政策要求企业承诺4年内完成产业化，与创新研发规律存在时间差，迫使研发主体调整技术路线，影响长期创新效能。

三、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策略与途径

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关乎企业个体发展，更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重塑全球创新格局的关键抓手，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重构政策支持体系：从“普惠激励”到“精准赋能”

一是分层分类政策工具箱。针对领军企业实施“揭榜挂帅”机制，聚焦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领域，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参考韩国产业政策经验，此类机制可将关键技术攻关周期缩短约20％。华为通过联合国内EDA企业，完成14纳米以上芯片设计工具国产化，实现78款开发工具替代，有效保障研发连续性。对中小微企业扩大“科技创新券”使用范围，支持购买高校科研服务。武汉东湖高新区通过“技术中试保险池”模式，创新推出集成电路流片险、临床试验责任险等52项科技保险产品，帮助中小药企降低研发试错成本30％以上。

二是基础研究长效支持机制。推行“企业基础研究税收抵扣”制度，允许企业将基础研究投入的20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深化“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合作模式，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联合研究平台。宁德时代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共建清洁能源联合实验室，围绕锂电池材料、智能驾驶等领域开展攻关，推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至350Wh/kg。

三是创新容错免责制度。在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领域，积极探索并实施“风险共担”机制，对那些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研发项目，将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参照上海临港新片区的相关政策，对于致力于高风险技术研发的企业，将提供研发费用30％的补贴，此举将有效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人才机制创新：打破“旋转门”壁垒

一是构建“双聘制”人才网络。借鉴海南自贸港“人才飞地”模式，支持高校科研人员在保留人事关系的前提下，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方式参与企业技术攻关，明确成果转化收益的70％归研发团队所有。浙江大学与阿里云联合设立的“智云实验室”，通过校企双导师制培养数字化人才，已累计孵化12项教育科技成果。同时，参照上海临港新片区政策，试点“国际人才港”制度，对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外籍专家给予个人所得税补贴，并建立永久居留推荐“直通车”机制。2024年，浦东新区已为50余名外籍高层次人才出具永居推荐函，助力其在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创新研究。

二是产教融合培养体系。构建“产业学院+订单班”协同育人模式，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例如，商汤科技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成立智能汽车产业学院，开设“智能驾驶算法”特色课程模块，课程内容每年更新迭代，配套企业导师驻校指导机制。华为云与浙江大学共建“AI制药联合实验室”，将盘古药物分子大模型应用于研究生培养，实现从靶点发现到化合物筛选的全流程实训。同时，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机制，对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给予培训补贴，重点培育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领域高技能人才。

三是柔性引才模式创新。积极倡导并发展“科技副总”“候鸟专家”等弹性用人模式，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智力资源跨区域配置。例如，忻州市通过“双招双引”活动，面向重庆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选聘23名博士专家担任民营企业科技副总，帮助企业突破关键技术难题。某新能源科技企业借助“云端协作平台”，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实验室建立联合攻关机制，成功优化固态电池电解质配方，使能量密度提升12％。同时，构建“银发人才智库”，吸引退休专家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中国科学院某材料科学团队与国内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合作，通过技术指导和工艺改进，助力其硅碳负极材料性能提升10％，有效激活了离退休专家的技术余热。

（三）资本生态再造：培育“长周期”耐心资本

一是创新政策性金融工具。参考国际经验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对投资期限超过十年的硬科技领域子基金给予风险补偿。在该机制引导下，上海科创投集团通过“接力基金”模式，成功带动社会资本对半导体设备领域投资增长2.8倍。创新“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融资模式，银行通过专利评估与动态风控模型提供信贷支持。杭州银行针对科技型企业推出“专利宝”产品，将知识产权质押与企业信用相结合，配合政府风险补偿资金池，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2％以下。

二是改革资本市场制度。在科创板探索建立“研发友好型”估值体系，允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并优化盈利考核指标。中芯国际作为大陆芯片制造龙头，受益于AI算力需求爆发和国产替代加速，2024年市值突破8000亿元，其估值重构主要源于产能扩张（月产能达94.8万片）、技术突破（14纳米制程量产）及客户结构优化（中国区收入占比超60％）。在知识产权融资领域，武汉光谷2023年推出“知识产权运营+二次许可”模式，发行规模1.05亿元，覆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48件专利，有效降低科技型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建立产业资本协同机制。逐步形成“链主企业+产业基金”协同机制，由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金融机构发起产业链专项基金。例如，广汽集团与中国银行共同设立300亿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金，重点投向电池材料、智能驾驶等关键领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30余家企业技术升级。在碳化硅材料领域，比亚迪通过战略投资深圳芯源新材料，推动烧结银封装技术国产化，助力其成为国内首家实现烧结银上车的供应商，产品已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

（四）创新生态协同：从“单兵突进”到“系统作战”

一是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集群。在长三角、大湾区建设“跨区域创新共同体”，实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和资质互认。苏州—上海生物医药走廊通过共享GLP实验室，使新药研发周期缩短20％。发展“标准联盟+专利运营”生态，由龙头企业主导国际标准制定。腾讯未来网络实验室累计提交5G标准提案16篇，主导推动5G云游戏标准（5G—AIS）和车联网V2X协议等关键标准，在全球3GPP标准组织中位列互联网企业首位。

二是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积极实施“链主企业领航工程”，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培育30家生态主导型企业，建立“需求发布—揭榜攻关—成果共享”机制。例如，华为昇腾910C芯片通过与赛微电子MEMS传感器产线、通富微电先进封装技术的协同创新，带动20余家配套企业技术升级。建设“数字孪生创新平台”，推动研发制造全流程数字化。苏州工业园区打造的全国首个数字孪生公共服务平台，已集聚140余家生态企业，为300余家制造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工艺优化等数字化服务，助力某新能源装备企业将产品迭代周期压缩至行业平均水平的60％。

三是全球化创新资源配置。构建“双向开放”创新网络，支持民营企业在海外创新高地设立研发中心。可参照药明生物与Recursion等科技公司合作，运用AI分子设计平台将抗体药物发现周期缩短60％，并开发出针对KRAS突变靶点的候选分子。深化国际标准制定合作，宁德时代参与全球电池联盟“电池护照”计划，引领电池全生命周期追溯标准，还在欧洲布局动力电池回收站，为全球产业链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总而言之，中国民营企业当前正站在从“模式创新”到“硬核创新”的历史拐点。增强民营企业科创能力，需要建立“战略需求牵引、市场机制主导、制度创新护航”的新型治理模式。破解基础研究、人才、资本的三重约束，需要构建“企业主导、国家护航、全球配置”的新型创新生态系统。唯有将市场敏锐性、制度包容性、战略耐心性深度融合，将政策工具箱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将创新要素从“行政配置”转向“市场竞合”，中国民营企业方能在全球科技革命中实现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跨越。

参考文献：

[1]陈梓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建构——科学认识和把握习近平关于资本的重要论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6):100-105.

[2]姚坤.产业发展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J].中国经济周刊,2024(18):42-44.

（詹宇波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程广昊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